我们走的这条经济发展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一个生机勃勃、与时俱进的历史创造过程。
文/何树平
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当历史的脚步跨进2012年时,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途中的这十年,注定要写下浓墨重彩。
“出口额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中国的强劲发展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源泉”、“内生性增长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已成为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最好诠释。
“这是个令人惊异的故事。”“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比这更伟大的故事吗?”这是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发出的感叹,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成就。
摩根士丹利公司曾在《中国的警醒》报告中认为,非典疫症可能成为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可从这场或会演变成大灾难的疫症中汲取经验,崛起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不断战胜各种困难,不断深化发展认识,不断取得新的成功,这十年我们正是从这样的历程中走过来的。
从抗击非典到战胜汶川、玉树地震和舟曲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从提出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到将“科学发展”确立为“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题,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防止经济过热到全力以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立为“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线,从“加快发展”、“又快又好发展”到“又好又快发展”……
十年历程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新拓展、新推进。十年的历程,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的认识。
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统一、必须加快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等,已成为共识和行动,这是中国继续前行的宝贵财富和信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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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展导入更加科学的轨道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对经济发展道路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在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此为起点,中国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
新征程迎来新的战略机遇,同时又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
此时的中国,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仍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和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已影响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入世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使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国际市场波动和主要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和风险加大;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背后,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到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但也面临“经济成长门槛”,需要我们在推动发展上认真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举措得当,从而成功跨越,把经济发展平稳较快地推向新的阶段。而此时,不断出现的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也更加紧迫地考量着我们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
经济社会呈现出的这些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在发展指导思想上要有新的突破。
正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需要”,科学发展观被及时提出来。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针对我国发展在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重大关系,全会同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原则要求。
科学发展观能够在党的十六大后不久就被提出来,是建立在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而2003年春夏之交爆发的非典疫情则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和形成的直接诱因。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落实,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更加科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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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经济过热中保持较快增长
既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又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的好势头,防止“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努力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
进入2003年,承接新世纪以来的态势,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曾对第二季度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很快就走出低谷。非典结束后,我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苗头。
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央果断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系列决策部署。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9月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先后发布了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全国两会后,紧紧把住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加大调控力度;4月,国务院严肃查处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束实行了七年之久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带有扩张性的稳健的货币政策。2005年3月起,国务院陆续出台了有关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2006年成为连续推出收紧性货币政策最频繁的一年。
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根据需要和可能,保持一个适宜的增长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速度低了,经济增长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难以解决;速度过高,势必造成经济关系紧张,重大比例失调,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发展每次出现大的波动,都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不仅错过宝贵的机遇,也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态势,是对执政者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
连续几年的宏观调控实践表明,我们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从2003~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年度间的波幅仅为0.1至0.9个百分点,平均为0.48个百分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平稳程度高的最好时期之一,既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又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的好势头,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也是第一次。充分证明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及时、正确、有效的,也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程度在进一步提高,驾驭经济发展大局的本领在进一步增强。
当然,促进经济增长,不仅是增加数量,而且要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效益,还必须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此,在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用“四个刻不容缓”集中概括,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推进协调发展刻不容缓,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
应该说,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央已提出了相应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2004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要求“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后,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构想;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三农”问题自此连续多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内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增值税转型试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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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新的五年发展。“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我党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的鲜明回答。而面对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关键要做好转变发展方式这篇大文章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用“规划”取代多年使用的“计划”,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们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这次《建议》最鲜明的特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判断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深入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建议》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决策。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命题。发展协调性不够是中国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之一。而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因此,不协调集中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真正抓住了发展协调性不够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这个时期“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顺应时代发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抓住了新时期破解“三农”问题的机遇和突破口。两个月后,中央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2600多年种地交农业税的历史得以终结。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建议》又一个亮点。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正是综合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指导方针。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宣布,中国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目标: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开始大踏步向这一宏伟目标迈进。
《建议》还进一步提出了“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到“十一五”期末,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等等。
这些思路和战略,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认识和体会,而我们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探索并未停止。
到了2006年,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的态势十分明显。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态势十分明显,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要求在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孰轻孰重、孰先孰后问题上作出新的回答。10月1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扎实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求。从一度强调加速发展,到提出“又快又好”发展,再进一步调整为“又好又快”,这不是一个顺序的简单变化,“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反映了党中央对发展规律的把握和推动科学发展认识的深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此后,“又好又快”就一直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明确目标,成为党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最响亮的回答。
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已具备诸多条件,但过度依赖投资、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又日益明显。要真正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认真处理好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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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国民经济全局
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还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
这些要求,与十六大提出的目标相一致,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完善和深化。而要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关键之一就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着眼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着眼于抓紧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十七大正式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从过去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者间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反映了执政党不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成果,集中体现了又好又快发展的新思路。
要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有了这一系列战略决策和部署,经济建设路径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
在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落到实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在工作中必须把握好的几个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必须坚持内外协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中央政治局在2008年4月又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举办了第五次集体学习。应该说,十七大以后,全党上下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如何推进转变等方面,从认识和实践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进入2008年,各种大事、要事、难事接踵而至,从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特大地震,到成功举办奥运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重大考验,而在经济领域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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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之时的大气魄与大视野
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压力所带来的机遇,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订单减少,工厂停产,许多工人失去工作,大批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入减少……这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不仅如此,“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不期而遇,新的挑战与既有矛盾相互交织,加大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能否遏止住经济增长下滑态势,保持经济良好发展势头,无疑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策,需要大手笔的气魄。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从容应对。“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成为中央对这一时期工作的明确要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迅速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统筹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强劲动力。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机需要全球携手面对。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我国必须走到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在推动我国经济走出危机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更有作为。在国内“争分夺秒”应对危机作出重大决策的同时,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国际会议和外访,在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呼吁,提出在应对危机中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和主张,为促进我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奋力而为。
非常之时,更需要大视野的谋略。抓住危机形成的倒逼压力所带来的机遇,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是这样的谋略和举措。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正因如此,在应对危机之初,中央强调“越是在加大力度保增长的时候,越要重视质量和效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把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实现既保持增长又提高质量的双重目标”。
2010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将主题锁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旨在加强思想统一、凝聚发展新共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要求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文化产业、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八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突出重点,协调推进,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进一步落到实处。
惊涛拍岸自岿然。到2009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已达到8.9%,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经济的航船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惊涛骇浪,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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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与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目标和要求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要巩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来之不易的成果,更要准确把握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争取更大国家利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十七届五中全会全面谋划未来五年的新发展。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鲜明特点。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来,成为全党的意志,就是要把被实践已经证明了是正确的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表明在整个“十二五”期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不在于追求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规模,而在于下更大的功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提纲挈领带动各项工作的总抓手,必须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主线,反映出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彰显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明确,行动将更加自觉坚定。
在综合考虑未来国际国内发展趋势和条件的基础上,《建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目标和要求。“加快形成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议》勾画的“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新蓝图,催人奋进。有理由相信,新的五年,我们一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是《建议》提出的明确要求。这些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党中央一直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失时机在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实现新的突破。2009年、2010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6月,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在新疆正式启动;6月19日,央行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2011年,资源税改革从试点向全国全面推开,出台电价改革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深化增值税改革试点……这都为科学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结束,欧债危机却愈演愈烈。从国内的经济形势看,进入2010年7月份后,控物价又成热点,特别是10月CPI同比上涨4.4%,创下25个月新高。进入2011年,中央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8月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逐月回落,扭转了一度过快上涨势头。这一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了两年来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利进一步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同时,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明显抑制。
2012年,中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8年来首次把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从8%左右下调至7.5%,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第二季度,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又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存,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但行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上,我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走的这条经济发展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生机勃勃、与时俱进的历史创造过程。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条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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