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红包现象泛滥 不良利益格局推动

　　医生签名倡导拒收红包（资料片）

　　“红包焦虑”之所以耐人寻味，源自“身不由己”的社会气场已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馈赠或宴请的背后，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被绑架的人情”。当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渲染进我们这个“熟人社会”的生存法则里时，守住底线的道德力，总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想挤出“红包”里的脓，还需要我们抖搂出“一针见血”的制度魄力。　记者　王斌从众之痒——解密“熟人社会”的生存法则

　　红包焦虑，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焦虑的不是一方，而是来自收受红包的两只手——送红包的不甘与无奈，收红包的虽纠结却总愿将潜意识里的“原罪”归咎于“身不由己”的社会气场。

　　电视剧《心术》里，陈力在母亲手术后出现问题时，大骂霍思邈因为没拿红包所以不给病人好好治疗。而在现实的医患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则是患者及家属在求生本能下，硬塞红包的尴尬场景。

　　上世纪著名的社会学者费孝通曾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纹，被波纹所推及的就产生了关系。而有关红包的社会气场，书评人张淼曾提及过这样一个外来人思维被迫“转换”的案例。《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作者杨美惠，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体验工厂生活时做过关系学的社会调查。她意识到礼物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了一种非市场性交换，参与的双方具备“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的默认特点。无论馈赠还是宴请，都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张淼总结道，除了实践，中国人也爱说关系的故事，爱听某人找到办法打破体制限制的故事。这往往给那些一筹莫展的人提供新的思路：原来事情可以这样办。不用对抗固有体制，不用付出高昂代价，问题照样能解决。

　　谈到“红包依赖”，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胡光伟则解读说，在“陌生人社会”中，熟人、人情血缘仍然存在，这些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彻底根除的，关键在于不能用这些来排斥、动摇制度。“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以打破人们对人情和关系的心理依赖。”

　　透明之痛——稀缺资源垄断，倒逼社会信任危机

　　不能否认的是，当下红包的泛滥，已远超过亲情所能温润的田地。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这所谓的“情谊暖流”，实则暗含着我们的社会关系领域，人与人之间环环相扣的信任危机。

　　“也许有一天，当‘关系’在中国现代都市中逐渐衰落后，人们又会怀念起那种充满人情味的人际关系，许多人已经在抱怨和声讨大城市的人际淡漠。”一位网友的这番评论，曾引起广泛的共鸣。但不能否认的是，当下红包的泛滥，已远超过亲情所能温润的田地。

　　君不见，红包送得多的地方，往往是利益交汇集中之处。医生天生所具有的权威，及对医疗资源的掌控，病人往往没有辩驳与回旋的余地；又譬如学校教师，当精英化教育的理念被灌输进家长的头脑中时，孩子在学校一点一滴的优待，都可能成为左右其成才与否的砝码。而放眼一些职能部门，灰色地带的交错，更让讨巧者乐于钻营这通达的捷径。

　　医生退回车祸患者家属500元红包，并按照医疗规程停药、通知患者出院。患者家属怀疑医生得了肇事方好处，愤怒之下打破了主治医生的头。今年7月，江西省高安市一名医生“拒收红包反被打”的事件再次引发网民对医患关系的拷问。

　　讽刺意味案例，出现的并非“无厘头”。红包“包满”了对医生与肇事者天然不信任：医生靠不住会被“收买”，肇事者靠不住的会千方百计推脱自己的“责任”。时评作者清江的这番解读，让我们看到，在公共资源被垄断的现实里，在“潜规则”云雾缭绕的气场下，信任已变得越来越奢侈。

　　机制之思——一纸签字协议难承利益之重

　　“红包”现象之所以泛滥且顽固，有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不良利益格局的推动。

　　今年8月初，卫生部出台医患签字不收红包的规定一度引发热议。而针对教育领域“红包泛滥”，2010年12月，教育部就曾发布被业界称为“八不准”的禁令，规定老师“不准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其他财物。”

　　就在卫生部出台上述规定后，人民网一篇评论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这篇题为《一纸签字协议难以承受“红包”利益之重》的评论，道破了当前破解医疗红包泛滥的任务艰巨——仅凭一纸桌上协议，显然难以解决沉疴已久的桌下问题。而颇具玩味的是，连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也似乎认同了这一观点，他曾表示,“卫生部一直在加强红包的治理，在解决体制机制那些根本性问题的同时或者在这之前，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来进行这样的综合治理是有必要的。”

　　破解红包之痛尚需时日，这是我们从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话语中体味出的“残酷现实”。当中国式红包，已超越“被绑架的人情”这一狭小的范畴时，没有一种健全的制度，不放在玻璃瓶中审视我们的社会关系，守住底线的道德力量，往往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