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避免“娃娃讨薪”要遏制赌博式工程分包

　　

　　业内人士指出，许多讨薪事件实质是企业上层的经营纠纷或者承建商与分包公司的矛盾，当资金不到位时，手下的员工便要承担工资被拖欠的后果。

　　事例

　　投资方与承建方各种纠结

　　民工们群情激愤涌入昆明市经开区爱迪森学校后，爱迪森学校执行董事涂珍秀表示，自己已经按照合同支付给林辉工程处第一项目部老总周勇近5500万元，至于周勇为何没有将工资发到民工们手上，她也不清楚。而周勇的妻子则说，收到的5500万元大多用于支付材料费，要全额支付民工工资，有近1600万元的资金缺口。她表示，只有爱迪森学校对工程进行最终结账，自己才有钱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

　　作为爱迪森学校建筑工程的承建商，林辉工程处第一项目部既是既是讨薪者也是欠薪者。一方面，他们与校方还有近1000万的款项没有结清；另一方面，他们还欠着工人们近1600万元的工资。

　　作为林辉工程处第一项目部老总的周勇，在整个讨薪事件中几乎没有露面过，所有事件自始至终由其女儿协调解决。对此，周勇的说法是“因为欠薪，一出面就会被工人打”。而周勇妻子也一度因为无法与校方结账，又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而情绪失控意欲跳楼。

　　●切实保证用工方交纳劳动保证金制度

　　●建议对欠薪企业建立诚信档案，上规模者拉进黑名单

　　8月中旬至9月初，是除腊月之外的又一个民工讨薪高峰期。讨薪集中爆发的原因很简单，民工徐文莲女士告诉记者：“娃娃要上学。”

　　然而，讨薪过程与个中内幕却绝不简单。民工们常常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方式，以跳楼作为要挟、围堵老板与工地。而工头把钱全部垫付在工程中、承建商拖欠工资、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这些都可能成为欠薪的理由。许多时候，讨薪并非只是民工的自发行动，往往是工头、承建商、开发商之间的博弈。

　　作为被利用的棋子，民工们并非全然无觉，但他们的话令人深思：“拿不到工钱，承建商不管我们，学校不理我们，不这么闹一闹，会有有关部门来过问么，我们能拿到钱么？”

　　无论孰是孰非，结果如何，讨薪这一频频发生的社会现象，带给局中人与旁观者的，都是无尽的辛酸与震撼。

　　讨钱者

　　“苦点无所谓，不能耽误孩子上学”

　　8月14日10时，大理市东盟玉石城门口。13名民工子女在烈日下排成一排。5岁的余贤举着标语：“我爸爸在这里打工好多年了，没拿到钱，我马上要读书了。”灼热的阳光令孩子们汗如雨下，路过的游客纷纷动容。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昆明。“眼看孩子就要开学了，可是哪有钱报名？”民工老王有3个孩子，学费分文没着落。老板魏吾才将曲靖南城建材市场建筑工程的外墙涂装工程部分包给他们施工，但工钱却迟迟未发。光老王一个人，就被拖欠了5万元工资，时间长达两年。8月22日，老王和工友团团围住刚现身的魏吾才，魏吾才只得躲进西山区马街派出所。8月23日，在派出所协调下，民工们终于拿到了工资。捧着血汗钱，老王心中松了一口气，眼睛却不禁红了，“我苦一点穷一点无所谓，不能耽误孩子上学”。

　　民工们告诉记者，每年8月中旬至9月初，以及过年前，是讨薪事件高发期。“过年前讨薪，是要拿钱回家过年；8月中旬讨薪，是孩子要交学费了。”

　　“带着孩子来，保安不敢随便打人”

　　带着孩子一块讨薪并不是个案。继大理市东盟玉石城门口13名民工子女拉起横幅为父母讨薪后，8月22日昆明市北京路中建二局办公室也出现了类似的一幕。喻一刚18岁，他右手牵着今年念小学二年级的妹妹。他的父亲看了半年工地，一直没有发工资。“家里没人照顾妹妹，不放心。”记者与他谈话时，一位讨薪女民工牵着刚学会走路的女儿吃力地走过楼梯，背上还背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

　　11岁的戴小朋友平时在重庆由爷爷奶奶带着，每到暑假就来昆明和打工父母短暂团聚。她说：“9月1日就开学了，爸爸妈妈答应等拿到工资就送我回老家。我想赶在开学前回去。”

　　记者感受到，农民工带上孩子来讨薪，也是为了能引起媒体关注，求得事情得到尽快解决而做出的下下之举。一位民工告诉记者：“带着孩子来讨薪，保安们不敢随便动手打人。”

　　带头者

　　“要团结更多的人，不然要不到钱”

　　昆明的建筑工程多采用“分包制”，每个工头手下有十余名至数百名工人，由工头负责找承建商领取工钱，再发放给民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民工们在做工期间只能领取“生活费”，多由工头先行垫付，工资要等工程结束后一次性结清。8月20日，带领民工拿着棍棒到昆明经开区爱迪森学校讨薪的工头刘连杰告诉记者，自己手下有260个工人，承建商“只付了123万，还欠着210万”。他说：“我还欠着45万高利贷，现在真希望有人把我杀了，一了百了。”刘连杰翻开裤兜，里面除了一盒烟，只有几张十元的钞票。

　　来自宣威的工头余师傅从事墙体粉刷工作，入行已经十余年。他在曲靖南城建材市场建筑工程中，被老板魏吾才“拖欠了一大笔钱”。每到逢年过节或是孩子上学时，余师傅就要面对上门讨薪的工友。“找亲朋好友借一点，先发给工友，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可是工资拖欠久了也不是办法，他索性带着民工共同加入了讨薪行列。

　　已经在昆明注册了一家装饰公司的郑师傅，花两年时间打赢了工程款被拖欠的官司，但他觉得得不偿失：“3万余元的律师、交通等费用，都由自己埋单，还不如带着工人上门讨薪的‘土办法’有效。”虽然郑师傅有能力垫付民工工资，但他说：“要团结更多的人，要不然就要不到钱。如果我全部垫付，那么靠我一个人绝对要不到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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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者

　　“先非暴力不合作，再向媒体曝光”

　　许多时候，讨薪并不仅是民工自觉行动这么简单，其背后大多有组织者。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活动更加行之有效，一些讨薪活动是精心策划而成。

　　“让子弹飞，让物价飞，但别让我的血汗工钱飞！”七夕傍晚，大理福娟花卉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打着这样的横幅出现在了工地，讨要云南绿大地公司拖欠的养护款。此次讨薪活动的策划者，大理福娟花卉公司副总经理说，公司于去年7月21日分包了云南绿大地公司的绿化管养项目，但绿大地公司从今年2月份起就没有支付过一分钱。而他从8月14日大理市东盟玉石城民工子女讨薪事件中得到启发：“通过引起社会关注，给开发商施加舆论压力。”

　　“刚开始是先采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接着向媒体曝光。”这名副总经理精心的策划最终收到了成效，近一个星期的讨薪活动之后，8月24日晚，绿大地公司主动联系他，约好了择日见面协商养护款。聊到近期屡屡发生的民工讨薪事件，该副总说，这是一个长期未得到根治的顽疾，主要问题在于有关部门的协调、法院的判决迟迟难以落实。

　　组织者对讨薪事件的参与，究竟是“策划”还是利用，谁也难以说清楚。一位参与了8月20日爱迪森学校讨薪的民工告诉记者，他清楚讨薪活动中有部分工头、民工是受了承建方老板的指使，但他心甘情愿参与到其中，“拿不到工钱，承建商不管我们，学校不理我们，不这么闹一闹，会有有关部门来过问么，我们能拿到钱么？”

　　建言

　　上规模的非法用工单位直接拉进黑名单

　　2003年，总理温家宝为熊德明讨薪，一时传为美谈，这也激起了无数农民工的期待。各级政府也先后介入，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举措和法律法规。然而个案易断，千千万万农民工讨薪难的普遍问题，却绝非如此容易解决。

　　李振强律师表示，讨薪事件出现的变化，政府部门应该有“一套系统性的措施，而不只是一味地充当灭火者角色。”当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出现时，政府部门对于企业要有系统的约束，不能总是临时解决问题。

　　政府部门接到欠薪投诉后，可建立诚信档案，审核如实后会有一定的惩罚措施，如项目审批限制、处罚等，而对于超过一定人数、金额的企业，则直接拉进黑名单。对无故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企业，在依法进行处理的同时，还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公开曝光。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聚焦

　　易碎的资金链：空壳公司分包工程 就像赌博

　　经开区综合行政管理执法局副局长谷伟在工作中要常常协调解决民工讨薪事件。他告诉记者：“8月中旬到9月初是一个高峰期，因为面临开学，农民工要给娃娃交学费。而年前是最高峰，办公室走廊每天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谷伟说，民工讨薪事件频发，首要原因在于工程中资金链的不稳定。在建筑行业内空壳公司比比皆是，这些空壳公司挂靠在拥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旗下，拿到工程后再层层分包出去，赚取差价“空手套白狼”，资金链非常容易断裂。

　　“许多工程中，开发商、承建商、工头都抱着赌博的心态。他们预设工程可以按时按量完成，迅速拿到资金进行周转，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投资方，也会发生资金链断裂。爱迪森学校民工讨薪事件中，校方执行董事涂珍秀曾于20日下午对众多民工表态，愿意拿出500万，而到了8月21日却迟迟没有到位。

　　负责协调解决此事的谷伟则告诉记者，20日涂珍秀账上确实有500余万元，但民工们的讨薪事件令许多已经报名的学生退学，“爱迪森学校一下损失了300来万”。

　　谷伟告诉记者，银行已经同意放款2000万，但在审查爱迪森学校资料时发现校方并未办好相关行政手续、领到土地证。“若爱迪森学校能及时办好手续拿到贷款，那么就有钱支付给周勇，那么周勇也有钱发给民工。民工们不上门闹事，那么爱迪森学校招生就可以按计划进行，部分投资也可以迅速得到收回。”

　　难结清的工资：不按进度支付 最后拿不出钱

　　目前民工工资的支付方式，也是一个问题。谷伟介绍，民工们的工资并非按照工程进度领取，而是在前期按月领取少量生活费，等工程最终结算后再一次性领取工资。到了工程最后结算时，开发商或是承建商手头所剩的现金往往不多，难以一次性结清所欠下的民工薪水。

　　“以爱迪森学校民工讨薪事件为例，承建商周勇几乎付清了所有的材料款，民工工资却基本没有付，资金缺口在1600万左右。”对建筑工程而言，用工方需交纳的劳动保证金为工程总造价的3%，而民工工资通常占工程总造价的30%-40%。一旦发生欠薪，用工方交纳的劳动保证金对支付工资而言无异是杯水车薪。

　　很多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也经常造成自己工资被拖欠。尽管劳动监察部门会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对建筑工程进行巡查，询问农民工是否领到了工资，但包工头往往会叮嘱民工“告诉监察队你全额领到了工资”。如此一来，劳动监察部门因为掌握不到实际情况而无法开展工作，民工们也不能按时领到工资。

　　同时，民工们工作几乎从来不签订劳动合同。“承建商与劳务公司有合同，劳务公司与工头有合同，而工头和民工之间只有口头约定。”这样，一旦民工被欠薪，将因为没有法律凭证而出现扯皮、难以判决的状况。

　　关键词

　　拖不起、难监管、通过媒体才能解决

　　非正常

　　近年来，国家接连出台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如何依法讨薪、拖欠劳动者工资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有了明确的解答。然而民工们频频使用“非正常”的讨薪方式，说明正常的讨薪途径明显不畅。

　　云南衡炜律师事务所李振强律师认为，时间长、程序复杂、农民工难以承受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的过高成本，都是造成农民工采取“非正常”讨薪的因素。

　　“一审为三个月，二审为三个月，所以农民工大多不愿走法律途径。时间拖得越长讨薪成本越高。”李振强表示，走法律途径进行讨薪，最快的仲裁时间为两个月。开发商、承建商拖得起民工工资，可是民工又是否可以拖欠子女上学的学费呢？

　　时下建筑工程分包、转包的现象严重，客观上造成了工程难以监管。建筑市场属于甲方市场，打短工的农民工也较多，这就造成农民工选择余地小、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农民工则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若监管到位，讨薪集中爆发的现象会有缓解。此外李振强认为，监管部门不太重视正常维权，许多民工讨薪事件只有通过媒体关注才能解决，这就给广大农民工一个“榜样”，引导农民工走向“非正常”的讨薪途径。

　　保证金难落实 非法用工不签合同

　　不规范

　　2008年11月1日，昆明市农民工维权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由昆明市总工会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和社会保障、司法、教育、公安、民政、信访及“市长热线”等10余个具有行政职能的部门组成。维权中心常设服务窗口，为农民工提供维权、仲裁、联谊和法律咨询等多种服务。

　　日前，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维权中心访客寥寥。“小包工头来的比较多。”昆明市维权中心的何树升介绍，上半年来维权中心咨询的人数约为3000人，其中，讨薪的占到30%，而这百分之三十里面的人群绝大部分是小包工头。

　　对于频发的讨薪事件，何树升认为用工不规范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表示，昆明的建筑工程大多经过层层转包，“一包”时需要交纳劳动保证金，而之后还要经过的三四层转包却难以落实保证金问题。

　　绝大多数工头都是依靠个人关系，分包到工程的某一部分。但其并非合法的用工主体，只是租赁关系而不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出现问题就定性为民事上的经济纠纷。包工头与承建商“打架”，而手下的农民工则成为受害者。(雷沛 卜亚鹏 杨桢宇 高艳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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