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回应幸福指数严谨性质疑：抽样选取影响精度

　　2月14日在省城一商场，情侣们在鲜花前亲密合影记者王晓峰摄

　　

　　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机构公布出一些关于幸福感指数的调查报告。在这些报告里，原本感性的幸福却被一堆精准的数字所取代。这种将感性的感知变成理性数字的统计方式是否合理？那些数字又是如何出炉的？它们是否准确，是否能够代表大众的意志？

　　幸福感能否用数字计算？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的感受，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也许奥拓车主与奥迪车主对于幸福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当早晨上班高峰，他们被堵在同一条路上时，他们对于“幸福”的含义有着同样的看法：幸福，就是不堵车。“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主观的感性的幸福感，怎么能够使用客观的理性的数字计算？”大部分幸福感研究专家与苗元江一样，都曾遇到过类似的质疑，而他们只能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解释这些问题：“个体的微观的幸福标准当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幸福一定会有一个共性的认知体系，而这个认知体系，就是幸福感指数计算的必要条件。”“幸福感指数的计算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我们对于幸福感指标系统或指标模型的设计。”苗元江向记者简单的解构了一下幸福感指标的测算，首先，调查专家们会设定一份调查问卷：“一般来说试卷会涵盖许多问题，例如收入水平、治安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道德状况、情感状况、公共设施状况等等，试卷做好了，就要发放调查，调查之后把试卷收回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最终得出某一个区域的幸福感指数。”“其实我们只做幸福城市排行榜的目的，并不是发布出来告诉大家哪个城市最幸福。”姜诗明，央视财经频道《经济生活大调查》编导，同时也是此次幸福城市排行榜的制作策划人之一。6年来，他一直带着自己的团队对城市的幸福指数进行着不断地调研。

　　在姜诗明看来，幸福感指数的调查统计，有着别样的意义：“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调查，给政府在制定政策，各个政府企业在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方面提供更多有益的信息。”

　　幸福指数不可能绝对准确

　　虽然幸福感指数的制作流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专家眼里看来，整个指数的统计极其严谨。“指标系统我们就不说了，只说抽样选取，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调查者们严谨对待的。”苗元江表示：“比如说你需要哪些人来做这个试卷，这就非常繁琐，我要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区，每一个职业，每一个阶层都要涉及到，公务员、律师、媒体、普通工人、外来人口，各个区县，这个抽样不是说我到大街上随机抽，而是要涉及到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甚至他们的职位等等。”

　　在苗元江看来，幸福感指数排行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其中有一定的原因源于抽样上的不够严谨：“有的调查机构可能只去调查公务员，或者只去调查白领，那这个数据拿出来只能是针对某一个阶层的数据，而不能说是针对整个城市的数据。”除此之外，在各个调查机构里，对于指标系统的选择和权重上也存在着差异：“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在设定这个指标系统的时候会更偏重生活环境或者是公共建设，而有的则会偏重于收入，指标系统的差异势必会导致最后结果的差异。”

　　在苗元江看来，任何一个机构的幸福指数调查，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严谨，“只能说以适应本国国情为目的，以国家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为目的去调查。我认为幸福感指数的统计，必须要严谨，要涉猎广泛，只有这样得出来的数据，才能无限接近大众。”

　　 123下一页

　　

　　幸福排行到底有没有意义？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机构都曾发布过关于城市幸福感指数的排行榜，然而这些排行榜一经发布，总会引来各种质疑，甚至不少专家也因此成为了网友攻击的对象。

　　对于幸福感城市的排行榜制作，苗元江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各个机构制作的大学排行榜一样，每一个榜单一发布，肯定会有人不满意，不满意就会攻击你，质疑你的公信力。”虽然从事了多年的幸福感研究，但是苗元江很少参与到排行榜的制作中去。“调查幸福指数没什么压力，你就按部就班的统计好了，但是一旦涉及到排行榜，压力肯定会有。”

　　幸福感指数排行榜，到底有无意义？对此，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中国地域、阶层、城乡差异之大，没有一套可整体套用的幸福评价体系来作全国性的研究，因此诸如幸福城市排名之类的榜单毫无意义。但同时他对各地打造幸福城市的追求表示认可，“幸福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政府虽然不能直接施以民众幸福，但可为民众追求幸福创造必须的条件，如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环境、治安环境等。至于个体的幸福则与其价值观直接关联，不同人的幸福体验五花八门。”

　　再幸福的城市，总会有不幸的人

　　每当有机构发布类似的幸福榜单，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许多城市以“黑马”姿态杀入榜单，另一方面，该城市的不少网友纷纷叫屈，认为自己是“被幸福”了。

　　对此，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教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说一个幸福感指数从最初的设立到最终的制作不存在任何技术性原因的话，那么这种个人幸福与幸福指数的落差感来自于个体与主体的分歧，这就好像再富有的国家也一样有穷人，其实无论这个城市的幸福感指数多么高，总会有不幸的人。”

　　在罗教讲看来，作为个体的幸福感来说，影响它的因素有很多种，“比如说你的价值取向，比如说你对于幸福的主观感受。有的人可能觉得有钱就是幸福，也有的人觉得健康就是幸福，每个人对于幸福的标准不同，那么这种落差感势必是存在的。”除了个人与群体的落差之外，在社会心理学上，还有一种“相对剥夺感”的说法，“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罗教讲这样对记者说。“相对剥夺感”在目前转型社会中非常严重，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贫富差距”：“比如说垄断行业，比如说政府公务员等等。”

　　虽然这种相对剥夺感不可能消失，但是对于政府来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它提醒我们的政府，已经尽可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上一页123下一页

　　

　　新闻背景

　　幸福城市 为何西部更多

　　8月19日，央视财经频道在拉萨举办“2012幸福城市市长论坛”，并发布了幸福感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

　　在这个榜单中，拉萨、太原、合肥占据了前三甲的排名，而济南则名列第八位。

　　对于不少业内人士来说，这份榜单中最显眼的并非是“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的落选，而是西部城市拉萨连续六年杀进前三甲的位置，今年更是卫冕了“最幸福城市之首”的桂冠；而且有细心者发现，在这份榜单中，西部有五座城市入选，而东部入选的城市则以二三线城市为主。

　　长期研究居民幸福感的学者、南昌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苗元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这一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真实数据的体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落榜，恰恰反映了他们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等，这些正是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而二三线城市跟西部城市出现在这个榜单上，也正是幸福感的另一种体现：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较小，大众的自我愿景比较低，容易获得幸福感。”

　　幸福指数由不丹提出

　　如果要追溯幸福感指数，或许我们就不得不谈起上世纪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所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英文缩写GNH)，在这个国土面积不足40平方公里的小国里，国民总体生活得比较幸福，从而形成了“不丹模式”，引起了当时世界的关注。

　　据资料显示，当时的不丹国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因此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这样一种计算方式，即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级别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

　　幸福排行榜在哪都有争议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幸福城市排行榜会引发争议，很多国外发布的本国幸福城市排行榜也会引发很大的争议。”苗元江告诉记者说。

　　2011年12月末，日本法政大学根据40个指标，计算出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幸福指数排行榜，福井县排在第一，大阪府位居末位。此榜单一出立刻引发了日本各地政府部门的不满。

　　在2011年11月的大选中刚刚获胜的大阪市长桥下彻对于这个排行榜提出了自己的异议，而排名46位的高知县“土佐经济同友会”也站出来发难，表示该榜单“不符合高知县民的真实感受”，要求“更加符合高知实情的幸福指数”。排名在35位的鹿儿岛县知事伊藤祐一郎甚至受到了县议会的“责难”，认为鹿儿岛县的排名应该更高。

　　对此苗元江表示：“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幸福城市排行榜，但是他们也一样会引发各种争议，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可能抽样调查人群的选择是导致幸福感指数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是目前造成幸福感排行比较混乱的原因之一。”

　　上一页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