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三水下放新闻发布权至镇街部门引热议

　　

　　《三水新闻发布管理办法》出炉引热议

　　办法明确新闻发言人制度，下放新闻发布权，但能否藉此优化媒体环境尚需检验

　　上周四，三水第二季度新闻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资料除了已经出台的《三水新闻发布管理办法》外，还有各镇街、部门在相关媒体的上稿量统计、排名。“无论是新管理办法的实施，还是对各部门、镇街的上稿量排名，都是为了推动镇街、部门与媒体更积极地进行沟通，三水媒体环境也将大大改善。”三水区委宣传部文体旅游局副局长朱永剑向笔者描绘了这样的愿景。

　　新的管理办法中，对于新闻发言人有了明确的规定，新闻发布权力也下放至各个镇街部门。有媒体认为，政府部门将会比过去更积极主动的配合采访加强沟通，但也有观点认为，三水新闻报道的空间可能会日益缩小。

　　新的管理办法与举措将为三水的新闻环境带来何种改变？愿景与现实，距离有多远？

　　生态

　　“哪怕低调一点也不愿主动去宣传”

　　凌霞，云东海街道党委委员，跟媒体关系一向不错，喜欢亲切地将媒体称为“朋友”。但即使如此，网络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也让她自感压力越来越大，“以前虽然也有新闻发言人，但我们的新闻工作往往比较被动，出于单位和体制的压力，新闻发言时往往会担心言多必失。”

　　“某种程度来说，以前三水的宣传工作存在异化的现象。”在某部门长期从事宣传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有正面新闻往往不习惯主动宣传，另外，最怕出现负面新闻，因为负面新闻容易被炒作，所以“哪怕低调一点也不愿主动去宣传”。

　　一位三水媒体工作者直言，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上，很多部门都对媒体不回应不理会，而期待政府的协调，从而使信息无法有效的进行沟通。

　　但事实上，媒体更多是从职业的角度对新闻事件作客观的观察，最终报道影响的好与坏，是正面还是负面完全取决于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的反应。“从记者职业的角度来看，追求新闻点其实无可厚非，很多时候对新闻正负面的界定并不是绝对的，负面的东西相关部门应对及时、妥善也会转变为一件正面的新闻。”

　　一名在三水工作一年的媒体工作者表示，一年的时间，他明显感受到了三水媒体环境的变化。“政府越来越多参与媒体采访，与一些部门的沟通也因为政府的参与而更加畅通，有利于采访开展。”不过他也表示，政府的过度参与也可能造成报道上的受限。“政府的参与可能会改变原本的报道初衷。”他解释，有时政府方面会觉得他选取的报道角度不太合适，就会有一定的干扰。但事实上，媒体有其自己的专业判断和标准。

　　亮点

　　其他负责人可根据授权发布新闻

　　最近，习惯了与媒体打交道的凌霞又增添了一重新的身份：云东海街道的新闻发言人。

　　以往媒体在进行采访时，往往苦于无法寻找到区属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新出台《新闻发布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责任人制度，规定第一责任人是区属单位的主要领导，同时兼任该单位的新闻发言人，对新闻发布工作负领导责任。新闻发布责任与管理权限相对应，既对上级单位负责，又要主动回应社会公众信息诉求。

　　与此同时，新闻发言人实行“双代表制”，既代表本单位，又代表本单位的主要领导；新闻发言人依主要领导授权发布新闻，并对主要领导负责。此外，还规定了其他负责人的“授权发布制”，即其他负责人在必要时可根据授权进行新闻发布。

　　“政府与媒体之间应该是平等且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工作有疏漏有缺失时，应该坦诚布公，如果工作有理有据，对待媒体也要理直气壮。”凌霞认为，新办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定性了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与媒体、大众的沟通桥梁的角色，使政府在舆论场上从被动转为主动。

　　新的管理办法还提出，要构建由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助理组成的区属单位的“新闻发言人工作团队”，负责本单位新闻发布的日常工作。新闻发言人及“新闻发言人工作团队”要做好媒体联络工作安排和接受记者采访，同时要搜集了解、研究分析新闻媒体及公众关于本单位事权范围所涉及重大事项的报道评论情况，接受并回应社会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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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分析管理新闻发布

　　此次三水的新闻发布管理办法基本沿袭了此前全市发布的《佛山市政府新闻发布管理办法》的整体框架，只在具体细节上稍作调整。“制定了一套系统的制度化解决方案是三水新闻发布管理办法最大的亮点。”朱永剑说。

　　此次新办法的出台，将从源头上实现程序性控制，对于重大信息和热点事件的发生，宣传部会向相关部门发出舆情通知书，提醒其新闻发言团队及时对外发布新闻信息。

　　除此之外，在新闻发布制度上还设计了一套量化分析管理办法，根据稿量统计分析、舆情内参和每日舆情对各单位的新闻发布工作进行“收货”。在朱永剑看来，这将有效解决各单位不想说、不愿说、不敢说的媒体生态。

　　“要更好地加强媒体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还应该搭建像新闻通气会和新闻策划会这样的沟通平台，密切政府与媒体、宣传部门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末端管理促进相互竞争

　　根据旧的新闻发布办法，宣传部新闻办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新闻发布任务，如“新闻发布会”、各部门新闻发布的工作就必须由区新闻办审批备案后再统一发布，效率低下，严重妨碍了新闻的时效性。而在新的发布办法中，各区属单位是独立主动发布。对发布内容的审定，由各单位主要领导审定，涉及到全区和其他单位的可向上级和其他单位共同进行确认。

　　与此同时，以往新闻发布的大权主要集中在宣传部的局面也将打破。在新的管理办法中，区委宣传部虽然仍然是全区新闻发布工作的主管部门，但工作职能已经从幕前转变为幕后，从具体执行转变为管理统筹，负责推进、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区的新闻发布工作，宣传部门也不再有审批、备案各单位的新闻发布情况。

　　宣传的权力下放后，以后各单位就要独立肩负起新闻发布的工作。今后，每一季度，宣传部会在政府内部公开一份《三水区各单位主流新闻媒体用稿统计表》，表上清晰地列明了各单位在各大主流媒体的见光率、排名及用稿量的分析。“拿着这份表排名不同的单位、镇街的领导会有不同的滋味。对于新闻工作做得好的单位而言自然是一种鼓舞，对于落后的者则是一种鞭策。”

　　“这其实就是一种抓末端管理的核心理念。”朱永剑说，宣传权力表面看来是下放，但实际上，各部门并不轻松，因为最终的“成绩单”是要看实际发出的稿件数量。所以各个单位之间就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就好比放羊，头羊是那些在新闻发布上表现积极的部门，那些跟在后面的尾羊当看到头羊在前面跑，而自己却落后时，就会奋力追赶。”

　　试行尴尬

　　“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请先找我们的新闻发言人”

　　“我不是新闻发言人，不能接受你的采访。”在笔者向一部门工作人员表达出采访意向后，该工作人员以自己不是新闻发言人不能接受采访为由拒绝。而笔者随后联系该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该发言人表示自己不了解此项具体工作进程，无法马上接受采访，需先了解情况再进行回复。

　　尽管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便于媒体更有效的与部门进行沟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颇有些适得其反的效果。新闻发言人制度甚至成为一些部门拒绝媒体采访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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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中国，人们比较熟悉的如外交部、每年“两会”的新闻发言人等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特别是2003年SARS疫情过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从社会团体到群众组织都纷纷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少运用新闻发言人形式来发布新闻。这期间只举行过少数几次记者招待会，比较有影响的有：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美苏超级大国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有300多名中外记者进行了采访。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监察厅和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当时轰动一时。

　　同年，中国政府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和处理结果。这次新闻发布会，是中国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这一时期还曾就其它一些重大事件举办记者招待会。但严格地说，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形成制度。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是在1982年，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同志。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并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是全国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志。

　　-观察新闻发言人如何在实践中破解难题

　　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源自西方，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往往设有专职的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润滑油，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舆论。

　　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虽已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从发展现状来看，仍有很大的完善和进步空间。

　　三水新闻发言人已经正式上岗，但对新闻发言人或是新闻联络人而言，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新角色

　　单位一把手意识改进最重要

　　三水此次提出的新闻发言人由部门主要领导兼任的“双代表制”，虽然，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其中可能会有部分新闻发言人平时就长期与媒体打交道，所以在新闻工作中显得还较为游刃有余，但大部分领导都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未必能够应对专业的新闻发布工作。

　　自从铁道部王勇平事件后，不少新闻发言人都深感“压力山大”，压力大是因为怕说错话，不敢说、不想说的背后是由于不会说，新闻发言人身上缺乏新闻发布专业知识，与媒体沟通交流的技巧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对于新闻发言人，我们更多的是要对其进行新闻发布方面的培训。”朱永剑表示，宣传部将加强对各区属单位新闻发言人及其团队的新闻发布的相关培训，再由他们对其所属部门形成辐射作用。

　　新的新闻管理办法出台后，三水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的张楚天成为了区教育局的新闻联络员，到任区教育局办公室半年以来，他体会到一个部门新闻发言工作做得好坏与一把手对新闻发布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部门或单位一把手的意识，如果一把手能够重视对外的新闻发布宣传工作，营造宽松的氛围，新闻发言人及其团队的压力自然会大大减少。”朱永剑认为，新闻发言人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奖励机制来激发新闻发言的积极性。

　　“我认为新闻发言人不仅仅做危机处理，更多的是日常的新闻发布。日常的新闻发布比危机处理更重要，只有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和社会、媒体的沟通，让大家对你所做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危机才会越来越少。”张楚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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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新闻发言“踢皮球”

　　“政府过多的干涉并不利于媒体环境。”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一位三水媒体工作者直言形同虚设。“很多时候，你要采访某个具体工作人员，对方会直接告诉你，我不是新闻发言人不接受采访，而新闻发言人也会以各种理由推诿。”

　　“另外，尽管新闻发言人由部门主要领导兼任，但未必对所有部门的各项具体工作都详尽了解，所以当媒体想就某一专业问题进行采访时，可能就会遭遇新闻发言人无话可说的尴尬。”有媒体从业人士指出。

　　刚刚上任新闻发言人才几天的凌霞已经在思考如何避免这一尴尬的境遇。“首先新闻发言人自身要及时将街道各部门的信息搜集起来，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当遇到一些属于部门的专业性问题，可以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共同发布新闻信息，共同应对媒体的提问。”

　　“一张嘴对待，新闻信息只经一个出口输出，这样避免部门和媒体在尺度把握上口径不同会造成误解。”张楚天认为，凡是重大的新闻，一定要由新闻发言人及时向社会发布，而至于每一件部门认为有必要报道的事件，一定要写出新闻通稿，通过群发新闻稿件的形式发给媒体。

　　“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中，新闻发言人不是本部门唯一的对外发言人，相关工作人员在得到授权后也可以接受采访的。”朱永剑表示，更多的是部门未能转变观念，从而成为推诿的原因。

　　为如何避免这一情况？部门主要领导的观念将成重要因素。“我们定期开展的排名就是推动部门认识新闻宣传的重要性，从而主动积极与媒体进行沟通。”

　　考核标准不仅重量还应重质

　　“量化分析的出发点很好，但在实际操作时只能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某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认为，各部门、各单位的都有各自的工作实际，如果单纯以发稿量来衡量工作成绩，可能有点偏颇。

　　他以城市管理为例，不同的镇街起点和基础不同，西南和乐平是中心城区和大镇，人口较多，城市管理的任务较重，所以往往见报率也较高，而云东海由于自身生态环境较好，人口较少，所以城市管理的排名比较靠前，但在发稿量上却较少。

　　某镇街新闻发言人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重量还是重质问题，关键还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如果一味单纯追求发稿量，但在质量上又缺乏严格的把关，未能提供公众希望获取的信息，新闻发布管理制度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

　　“有时候主要领导可能更多想表成绩，但媒体更希望获得公众希望获取的信息，这就会形成矛盾。”也有新闻联络员反映。

　　某镇街新闻发言人建议，对新闻发布的考核应该将传播信息的媒体和公众作为评价主体，新闻发布及新闻信息公开透明做得好还是坏，应该由其评定，并结合明确的奖惩机制，推动新制度的推行。

　　“上稿量从来都不是宣传部门追求的方向。但我们觉得宣传工作一直都缺乏一个可以客观衡量的标准，我们希望通过对数量的分析比对来衡量。”朱永剑表示，上稿量最重要的是给每一个部门一面看待自己宣传工作的镜子。(策划：王伯乐 撰文：罗湛贤 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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