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社区建设路径：法治前提下才有和谐稳定

　　

　　身边的幸福

　　——中国社区建设路径

　　“我们不曾约定，家却住在了一起，这是修来的缘分，彼此都感到欣喜。同种一棵树，同浇一蓬花。共有的家园更美丽。我们是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城市的文明，有我们动人的故事。我们不曾相许，心却连在了一起，这是人生的机遇，彼此都感到惬意”

　　这首有关社区的歌，写得沁人心脾、令人动容。

　　什么是社区？有关专家定义，“社”是指相互有联系、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群，“区”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所以，“社区”可以说是相互有联系、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群共同居住的一定的区域。

　　在社会与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伴随“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变，社区的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而事实上，今天的社区，已经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老大妈居委会”，而是一个担负着综合性职能的机构，其完成了政府和个人、家庭之间的直接对接，同时，也保证了国家各项政策和法律的实施。

　　同时，社区也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在一些农村地区，“社区”正逐渐被农民群众所熟悉和接纳。2007年11月，在成为河北省第一个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后，赵县筛选了15个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庄作为社区建设试点，采取“一村一社区”的设置模式，由试点逐渐辐射到村。

　　古有“郡县治天下安”之说，今有“社区安城市宁”之语。然而，虽然社区建设与管理水平在不断发展与提高，但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期望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

　　这体现在社区一些深层次矛盾的凸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源获得途径的多样化导致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由此激发了社区居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自我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自身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社区发生了分化，由此引发冲突的内容，以及牵涉的社会关系也很多，包括权力关系、阶层关系、家庭关系、组织关系、利益关系等，并形成复杂的矛盾缠结，导致社区冲突的类型增多。

　　如果上述问题解决得好，一切都会消于无形；如果解决得不好，则会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但是，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到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调整“指挥棒”到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社区原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模式，在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已难以为继。

　　而法律法规的滞后，也使社区管理陷入无法可依的状态。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由于制定时的环境制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目前社区发展的需要，其内容规定原则和前瞻性不足。

　　去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当前的一个共识是，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基层。毫无疑问，社区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

　　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为架构的城市基层管理模式，面对社会管理工作的新形势已出现尴尬，即面对大量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工作，居委会往往“有心无力”，而街道办事处往往“有力无心”。

　　那么，如何从“衙门”到“家门”，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要在法治的前提下，使社区干部角色从“领导”向“社工”、服务方式从“间接”到“直接”、基层民主从“虚化”到“强化”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从目前看，一些地方对此已进行了积极探索。譬如，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街道资源全面下沉，以“一委(社区党委)一居(社区居委会)一站(社区管理服务站)”一办(社区安全和综合治理办公室)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管理新架构，全面代替了传统的居委会管理模式。

　　再譬如，湖北省宜昌社区“网格化”管理，利用互联网把地理上分布的各种资源连成一个逻辑整体，包括各类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等。就像几十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局域性网络，为用户提供一体化信息和应用服务，以消除资源“孤岛”，最充分地实现信息共享，等等。

　　每一个地方的探索，勇气都值得鼓励和褒扬。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群众权益维护，还是社区管理水平的提升，解决之道都不能止步于个体诉求的解决，而更在于顶层设计，尽快出台社区管理法，真正做到社区管理有法可依，最终探索出治本之策。

　　当前，迫切需要重新修订或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参照成熟社区的经验制定新的法律，对社区的概念、性质、相关人员、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待遇以及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衔接作出规定。

　　社会要和谐稳定，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厘清物业、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责任主体责、权、利的关系，让“幸福社区”的梦想，最先照进现实。

　　相信这一天，不会太遥远。(文/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