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精力应付上级 中国社区“芝麻官”未来之忧

　　

　　社区“芝麻官”未来之忧

　　由于待遇低，工作压力大，社区干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普遍感到迷茫，以致社区干部队伍不稳定，影响了社区服务质量。

　　有人把居委会主任称为“小巷总理”。可是，袁志平面对这个称谓时，脸上却多少流露出一些无奈的神情。

　　“上级对社区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居民的期望值也在不断增加，但社区干部却没什么实权，居民希望解决的事情，我们只能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处理，尽管整天忙忙颠颠，有些事情还是解决不了。”她说。

　　袁志平是北京大兴区第一批通过聘用考试到社区工作的社区干部，“本来想象着社区工作清闲，办公地点离家比较近，可以照顾孩子，可事与愿违，孩子没照顾到，有时还要搭上节假日的时间处理社区事务。”袁志平说。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江苏、湖北等地调研发现，目前很多地方的社区工作，已基本形成了一种“政府压街道，街道压社区”的模式，导致社区干部多数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由于待遇低，工作压力大，加之社区干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普遍感到迷茫，以致社区干部队伍不稳定，影响了社区服务质量。

　　多数精力应付上级

　　北京市大兴区康隆园小区居委会办公地点，位于小区东北角。

　　6月6日，本刊记者走进袁志平的办公室，她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几分钟后，袁志平一边把手机暂时调为静音，一边歉意地说，“每天都这样，杂事多。”

　　2002年底，袁志平通过参加市、区两级招聘考试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第一个职务是出任大兴区康顺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社区工作内容很杂，那时我最多的工作就是调解，谁家夫妻闹了矛盾、邻里两家因琐事吵架这类的，我们都得去帮忙解决。”袁志平说。

　　2006年3月，袁志平被大兴区清源街道工委任命到兴盛园社区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一肩挑”。每天工作安排得满满的：党建工作、孩子入学、老龄工作、计划生育、社区治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很多居民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先找社区解决。对于居民反映的居委会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袁志平说，“社区工作很难做，无论发生了大事小事，都要过问，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期间的短短半小时里，袁志平的手机上就有了十多个未接电话。

　　除日常工作以外，像袁志平这样的社区干部，如果有重大活动，还要无条件地加班，比如奥运安保工作、人口普查，经常要忙到凌晨。

　　据不少居委会主任反映，社区工作不但要做好居民的服务工作，更多要完成上面交代的各种行政事务，面临“检查多、考核多、台账多、牌子多、机构多、调查多、会议多、汇报多、任务多”的困境。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里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黎，在社区已工作将近10年。她告诉本刊记者，居委会面对街道办将近30个职能科室，街道各科室的工作基本需要通过社区干部落实。

　　“这些工作有的需要通过服务送达千家万户，而有的则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调查、摸底、报表、档案及材料的形式完成，同时五花八门的考核也经常在社区进行，有的仅仅是因口径不同就要重复整理。在这些方面，要花近六成精力。”王黎说。

　　本刊记者连日来在全国多地调研发现，袁志平、王黎的工作状态，是大多数居委会主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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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尴尬待遇偏低

　　社区干部工作强度不小，待遇却不高。

　　袁志平2011年前的工资2000元左右，2011年1月，北京市给社区干部涨工资，现在扣除“五险一金”，她到手的工资大概2700元。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061元，月平均工资为4672元。

　　朝阳区一位居委会主任向本刊记者表示，她所在社区有6名近30岁的男青年，至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养自己都成问题，谁看得上？北京生活成本那么高，一套偏僻地段的小房，也将近200万。”她说。

　　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因为社区干部既不属于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编制。所以，很多社区干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感到很迷茫。

　　“有人把居委会主任叫‘小巷总理’，并非说有什么权力，而是体现了这个职位的复杂性。”王黎说，“居委会主任的角色，就是‘理人、理事、理物、理关系’，工作千头万绪，像‘万金油’，哪里需要哪里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居民自治组织出现行政化倾向，造成了目前社区干部工作多收入少这种不合理状况。

　　另一方面，很多居民并不了解社区的性质，他们只会直观地认为社区是政府派出机构，社区工作人员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有什么难题都能解决，这往往令社区干部陷入“两头受气、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我在这个小区住5年了，社区干部只有登记党员情况时来过一次”本刊记者在北京某小区采访时，提起社区干部，居民张大爷不住地摇头。

　　面对这样的怨言，该社区居委会主任颇为委屈。“上级各部门给的任务越来越重，我们就疲于应付。不是我们不到群众中去，每月有那么多上级的考核检查。不过关，关系到我们的报酬、任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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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得来”更要“留得住”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社区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种种困局，已直接影响到社区干部队伍的稳定，造成社区建设人才大量流失。

　　近年来，社区干部的任务与有限编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各地不断推行社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其中包括大学生进社区，充实岗位。比如，2009年4月初，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提出了“大学生社工计划”，公开选聘优秀毕业生进社区。这被视为推进北京社区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年龄结构合理化、工作理念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秘书长张皎曾对社区管理做过长期调研。在他看来，大学生进社区，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是好的，一方面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发挥大学生年轻、有文化的优势。

　　但从长远来看，过度强调社区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并不符合社区工作的实际。“年轻人社会阅历浅，家长里短，人情世事并不知晓，社会经验少，在开展社区工作时困难重重。”张皎说，“社区工作需要较强的沟通能力与亲和力，要能和社区群众打成一片。而年轻人缺少与人打交道的技巧，无法胜任社区工作。”

　　王黎也指出，年轻人社会压力大、经济压力大，部分人员难免心浮气躁，跳槽频率高，不利于社区干部队伍的稳定。同时，他们要结婚、买房、生子，目前社区干部的待遇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据2010年北京市两会上披露的消息，2009年北京招收的2000名应届大学生社工中，300人因“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没有到岗，随后又有200多人离职，收入低是首要因素。

　　北京市曾大力鼓励大学生进入社区工作，并给出了北京市户口的“诱惑”：只要考取社工，就可解决北京市户口问题。“但一拿到户口，大学生社工就走了，还是留不住。”王黎说。

　　对此，李成言建议，上级政府部门在制定社区干部待遇的有关政策时，要从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进行全盘考虑，适当提高社区干部的工资待遇标准。

　　“要充分保障社区干部的工资、福利、奖金等经济待遇。通过公开招聘，吸引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人员到社区任职，进一步充实社区干部力量。尤其要让学习社工专业的大学生进得来、留得住。”袁志平说。

　　对于社区干部队伍的建设，受访社区干部表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要注意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和后续培训。他们建议，应该把招聘的年龄从目前的四十岁放宽到四十五岁。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没有家庭负担，社会经验丰富，更能适应社区工作，另外，这部分人群一般经济压力小，家里牵挂少，不会轻易跳槽，便于社区干部队伍稳定。

　　“要让社工们留得住、流得动。”王黎说，“除了要按照区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来同步同幅提高社工工资，还要出台相关政策，定向从社工里招聘公务员，让社工成为重要的人才来源。”(记者 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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