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母亲携子女自杀称活得累 精神生活难获救济

　　

　　3月29日，服药自杀的唐成芳在重医附一院重症监护室里。 摄影 冉文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个留守母亲的绝望路

　　唐成芳的精神生活鲜有受接济的途径，而她背后是中国近5000万的农村留守妇女

　　本刊记者/王臣(发自重庆)

　　3月25日，唐成芳给在福州打工的丈夫李合元打电话，哭闹道：“我不想活了！”

　　“没有钱花了？我给你寄过去。”李合元问。

　　“不缺钱，不用寄。”唐成芳回答。

　　没想到，两天后唐成芳在老家四川大竹县真的自杀了，不只如此，她还亲手把毒药喂给了三个亲生孩子，大女儿八岁，小儿子只有八个月。

　　“为什么要干这个傻事？”匆忙赶回的李合元问躺在病床上的妻子。被嫂子发现后，她们母女四人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我活着很累。”唐成芳平静地回答。

　　“你干吗要给几个小孩也灌药？”虽然在飞机上李合元已经想好，不埋怨妻子，但仍然情绪激动。

　　“我死了你带几个小孩也很累。”唐成芳再没回答丈夫的任何问题。

　　十几天过去了，母女四人生死未卜。家人和村子里的人都不明白，“年纪轻轻，不缺钱花，有儿有女”，唐成芳到底有什么想不通的。

　　携子自杀

　　3月27日，清晨7点半，四川省大竹县月华乡余家村，天还没亮透。

　　唐成芳的嫂子饶朝琼从床上爬起来，洗脸梳头，出门发现一墙之隔的唐成芳家门紧闭。平常这个时候，唐成芳早已做好早饭，大女儿李春红去上学，二女儿李水秀上幼儿园，自己开始照顾小儿子李顺仕。

　　因为饶朝琼和唐成芳的丈夫都在福州打工，妯娌俩平日相依生活，照顾两家的五个孩子。

　　唐成芳平时作息很规律，每晚八九点就回屋睡觉，早上六点多肯定起床了。前一晚，全家人在一起吃面时，唐成芳抱怨大门钥匙找不见了，饶朝琼于是想到可能是找钥匙耽误了，就打电话给唐成芳。

　　接电话的是大女儿李春红，“伯娘，妈妈给我们吃了药，又在吃又在吐。”

　　饶朝琼感觉不对，忙让春红把后门打开。眼前的一切把她吓坏了。唐成芳头发松散，穿着秋裤、拖鞋，站在水池边呕吐，表情痛苦，脚下的呕吐物是蓝绿色的液体。饶朝琼一下认出来，这是除草剂——百草枯，剧毒，没有解药，但人刚喝下去，身体不会有异常反应。

　　屋内光线不足，饶朝琼瞪大眼睛搜索，只见老二李水秀一脸茫然地倚在楼梯边的墙上，饶朝琼慌乱地摸到小儿子的竹篮，八个月的婴儿还冲他开心地摆着手。

　　“弟弟也吃了药。”李春红告诉她，早起后唐成芳就把百草枯、水、白糖兑在一起，给她们仨强灌下去。

　　饶朝琼赶紧给丈夫打电话，让他通知弟弟李合元，同时跑出去叫邻居帮忙把唐成芳抬到大竹县人民医院。饶朝琼还给一个跑保险的朋友打电话，因为觉得他会“有见识”，这个人告诉她赶紧给四个人多喝水稀释毒药。百草枯的致命剂量是5毫升，而四人都服用了大量毒药，县医院束手无措，众人又把他们送到重庆。唐成芳最后被安排在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孩子们则被送到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在孩子们住的肾科住院部，医护人员忙碌工作，其他几个住院的小孩在过道上边跑边闹，整个楼层充满孩子的叫声，蹲在角落里的李合元紧皱眉头，脸色苍白，他掐掉手里的香烟站了起来，用手捂住耳朵，逃出住院部。

　　李合元好久没有理发和剃须，黑瘦，面色憔悴地佝偻在医院花园的一角，耷拉着头。此时的他，和九年前与唐成芳结婚照上意气风发的青年判若两人。

　　面对所有指责和质疑，李合元也想不通，“已经有儿子了，家里也不缺钱，我告诉过她只管照顾孩子，我只管赚钱。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随夫流离

　　35年前，李合元在余家村出生，跟着父母和哥哥一家人守着几亩地，靠一年四五千斤的稻子维持生计。

　　上世纪90年代，和大部分十几岁农村的青年一样，李合元和哥哥外出打工。他不记得当时的年纪，也想不起第一站去了哪儿。

　　最终，在福建城中村的一个小屋，李合元落了脚。他没上过学，不识字，跟着老乡到各个工地做木工，一天收入四五十元钱，一个月干二十多天，但他仍嫌活少，赚钱慢。

　　2003年李合元带着攒的几万块过年回家，盖了新房。这时他26岁了，仍打着光棍，家里催得紧，他也想尽快解决终身大事。年后，李合元回到福州，那段日子，工地边上女衣厂的姑娘总来找他们玩，李合元因此认识了18岁的唐成芳，长发、白净，鼻子高挺、身高和自己差不多，这个“胖乎乎”的四川妮子招他喜欢。

　　没两天，两个人就恋爱了，不久，李合元支了几桌宴席，算是办了“喜酒”。当年夏天，李合元的父亲得了肺癌，唐成芳随丈夫回了婆家，并答应在家照顾父母，让李合元继续出去打工，赚医药费。

　　但李合元走了两天，唐成芳就大哭大闹，说自己头疼。李合元急忙赶回来，带着妻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脑电图没问题，只开了止痛药。到家后，唐成芳背着丈夫把整瓶药吞了下去。李合元吓傻了，问她为什么寻短见，唐成芳说村里的人骂她懒，李合元觉得这是捕风捉影的事。

　　这段经历成为夫妻俩恩爱生活中少有的插曲。在村里人的印象中，李合元两口子的关系一直不错。

　　有一年，李合元回来在村里养了半年的鸭子、鹌鹑，准备做生意，唐成芳每天都去池塘帮忙，有一次被玻璃割伤了脚，李合元便每天背妻子去医院换药，坚持了半月。这是村里都知道的恩爱事迹。

　　李合元性子急，易冲动，但在饶朝琼的印象里，两口子却没吵过架，患难与共。李合元后来在福州因偷窃电动车坐过一年牢，唐成芳没有嫌弃，自己打工养活家，还给丈夫送钱。

　　李合元的父亲后来去世了，李合元于是带着唐成芳继续外出打工，又回到了福州。

　　一间屋，双人床，一个衣柜，做饭的煤气罐，月租七十多块钱十五六平米的空间，是两夫妻在这座大城市的爱巢。

　　2004年夏天，大女儿出生了。李合元觉得生活中终于有个家，幸福无比。

　　对丈夫来说，生活的基调还是赚钱，西安、吉林、北京、老家，哪里赚钱多，李合元就到哪里去，唐成芳一路跟着，带孩子、洗衣服、做饭？

　　2006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还是个女儿，刚盖了房子，父亲又去世，李合元拿不出钱交罚款，便将二女儿送了人。这跟唐成芳自己的童年经历如出一辙——1985年，唐成芳刚出生不久，因为家里穷，被父母送给了亲戚，直到17岁要外出打工时才认了亲生父母。

　　两口子一直以来都想要个儿子，但事与愿违。2007年，第三个孩子出生了，还是个女儿。在唐成芳的坚持下，交了一万八千元罚款后，这个女儿留了下来。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照顾两个孩子有些吃力，2008年，大女儿被送到了外公家，外公是当地的乡村教师，没读过书的夫妻俩希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后来，三女儿也被送回老家，由嫂子代养。

　　2011年，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这次，终于是梦寐以求的儿子。

　　今年春节前，唐成芳主动要求回老家，把三个孩子接到一起，自己抚养，“家里宽敞，开支小。不然在福州念书，房租都很贵，随便买一把青菜都要四五块。”她对李合元说。

　　李合元把妻儿送到火车站，为了节省开支，自己没回去，“好好带孩子，我来赚钱，”李合元像往常一样嘱咐着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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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重庆月华乡余家村，唐成芳家中的旧相册。 摄影刘寒然

　　留守

　　余家村位于离重庆市区百余公里的青山上，李合元和唐成芳的家就在村口，三层小楼与一排竹树，一个小小的池塘后面是几亩良田。

　　从唐成芳家沿公路左拐几十米，便是月华乡中心，一向热闹，孩子在路间穿行，女人们围成一桌桌聊天、打麻将，小馆子的面条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一样，如果不去种田和带孩子，饶朝琼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这里，逛街、聊天、打麻将。

　　而唐成芳很难融入，年初刚到村里，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当地人一听就知道她是个外地人，邻居们拉她打麻将也从不参与，“看都看不懂”，即便逛街，她也是买完了东西就直接回家，毫不停留。

　　村里面的人觉得她“内向得厉害”，甚至有些“怪”：刚回村的那段时间，有邻居上门拜访，她不但不招呼，甚至面色不悦；村里有人结婚请喝喜酒，她也不去，而让八岁的大女儿带着二女儿去；路过她家门口的人，问候一下，她也只简单地点头回应。

　　但唐成芳的勤劳能干，在村里很快出了名。一米六的身高，在当地妇女里算得上高大，唐成芳能干起男人做的农活。她每天把三层小楼收拾地井然有序，三个孩子的鞋整齐地摆在楼梯间，每隔一级左右各一双。一楼屋檐下，高高地挂着孩子的校服、裤子和小衣物，自己家连上嫂子家一共七口人的饭，一般也是唐成芳来做。

　　唐成芳每天的作息规律，简单。早上六七点准时起床，做早饭，大女儿上学，二女儿上幼儿园，自己带小儿子，做家务、干农活、洗衣服、做饭，晚上八点多就回屋休息了。李合元购置的电视、大音响，她几乎都不用。出事前的几天，唐成芳闲下来就在阳面的屋内给女儿织毛衣。

　　农活和家务都压在这个27岁的女子一人身上。她不善于和别人聊天，在这个异乡的村落，也无人可以倾诉，偶尔，她会跟嫂子抱怨，说腰疼，痛苦不堪。大女儿李春红上小学三年级，有时候功课不懂，小学没毕业的唐成芳束手无措，只能让孩子请教上过初中的嫂子。有时，她会觉得村里别人在议论她，“她们说我懒，说我笨”。

　　这样的话也出现在给李合元的电话里。回家这两个月，唐成芳隔三差五给丈夫打电话，情绪颇不佳，“不想活了”时常挂在嘴边，有时还要哭闹半天。

　　“你这样我在外面干活也没办法干。” 李合元也不善言辞，只能这样一遍遍地安慰妻子，“你还有没有钱了？”

　　虽然唐成芳每次最后都好好地答应了丈夫，但3月27日还是“干了傻事”。

　　感同身受

　　这成了余家村乃至大竹县的一件大事。连日下来，村里人都在议论这件“天大的事”。

　　“我能理解唐成芳的感受。”余家村村委会主任梁胜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54岁的村干部，曾有几年时间，丈夫在外地教书，所有的家庭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一次，她在田里喷农药，手被芦苇刮伤了，长长的伤口碰上农药，钻心地疼。

　　又委屈，又生气，梁胜玉蹲下身子，在田里哭起来，看着就在手边的农药，直想一口喝下去，“丈夫也不在身边，还干这种农活，活着有什么意思。”

　　梁胜玉冷静了很久，想到“上有老，下有小”，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她觉得，如果唐成芳多想想，或许不会走这一步。

　　“但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尤其又像她这么年轻，才27岁，肯定不容易。”梁胜玉觉得惋惜。

　　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历时两年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4700万人。其中，91.7%的留守妇女家庭最主要收入来自于外出务工，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成为家务、耕种和家庭养殖的主要劳动支柱，延续千年的“男耕女织”的乡村经济模大转变为“男工女耕”。

　　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时间辅导子女学习，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使留守妇女更容易患由于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疾病，如腰腿疼痛、风湿等。

　　接近七成的丈夫每年外出务工达9至12个月，44.3%的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而98%的留守妇女只能通过电话与丈夫联系，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的超过五分之一。

　　这份报告说：留守妇女的“孤独”情绪最为显著，有这种感受的人达63.2%，这种“孤独”的感觉不仅包含留守自身的苦楚，也源于独自承担家庭责任和压力。

　　唐成芳无疑是这4700万人中的一员。

　　余家村村委会书记张真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竹县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制衣用的青麻，但种植收益极低，两三块一斤，家家户户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出务工人员。余家村目前有2600余人口，其中20到50岁的青壮年男子，70%都在外务工，他们的妻子有三分之一都留守在村中。这个趋势还在蔓延，每年初三毕业的孩子中，有一半能上高中，剩下的一半基本也都外出打工了。

　　张真太说，留守妇女自杀事件，每年乡里都有一两起，但像唐成芳这样拉上孩子们一起自杀的，还没有。

　　“我们也想解决留守儿童、留守母亲、空巢老人的问题，但实际上很难。”张真太说。村委会只有四名干部，唐成芳的事情发生了，张真太一直留在重庆帮忙。村里面每年的活动经费只有5000元，包括领导接待费、党组织会议等，勉强够用。唐成芳一家四口的医药费，还是村委会临时向乡里借的。“人力、财力上都不可能实现成立‘留守妇女互助’这样的组织来解决问题。”

　　在梁胜玉看来，留守妇女的苦闷只可能靠自己，“多跟朋友聊聊天儿”。

　　李合元并不认为唐成芳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的家庭重任。“她负责家务孩子，我负责赚钱，这很正常啊。”他努力回忆，也没想到唐成芳有什么爱好，“就是勤快，干活卖力”，他甚至不了解妻子对生活有什么梦想，对未来有什么希望。

　　从大竹到重庆，路边排着多个公益路牌，“关爱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帮助穷亲”，其中没有对关爱留守妇女的宣传。十几天前，唐成芳和孩子们，也是从这条路被送往重庆的医院。

　　唐成芳躺在医院，由于肝功能衰竭，面色蜡黄，危在旦夕，两名警员日夜看守。

　　3月28日，孩子们的外公前来探望，李春红见到陪伴自己四年的外公，第一句便问：“妈妈会坐牢吗？”

　　“不会的，妈妈好了之后还要带你们呢。”外公哄着孩子。

　　4月7日，凌晨两点，李合元在儿童医院把孩子哄睡着后，到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看望妻子。他坐在床边，摸着神志不清的妻子的额头，自言自语：“你要坚强，你和孩子都不在了，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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