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婴儿安全岛争议 称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

　　●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抱有一种“除恶务尽”的心态。有时候能够缓和矛盾，控制事态蔓延，其实就已经开始解决问题。

　　●面对常态问题，我们不要用道德慈善主义的态度进行评价，更多地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思考真正有效的长效解决之道。

　　●主持人：记者 支玲琳

　　●嘉宾：章友德(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

　　解放观点：为了避免意外伤害和提供临时庇护，石家庄福利院建立了国内首个接收弃婴的“婴儿安全岛”。这是一个2.5平方米大小红顶白墙的小屋，里面是铺有两层碎花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保温箱。然而，此举经媒体曝光后，却招来了“变相纵容弃婴”的质疑。您怎么看？

　　章友德：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弃婴现象，长期、客观、真实地存在着，这一点无法否认。既然如此，我们所能做的，不应该仅仅谈论所谓的道德主义，而是应该首先思考，该如何对待弃婴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社会福利机构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并有所作为。

　　对于这件事的争论，完全是不同的理念在支撑着不同做法。像石家庄福利院的尝试，践行的是国家福利主义的理念，强调的是国家的责任。即，福利院是政府投资创办的社会福利机构，理应为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最低保障的福利。所以福利院设立“婴儿安全岛”，正是一种主动介入的国家福利行为。而质疑这种做法的人，秉持的是自由主义的福利理念，更多强调个人责任。个人应该承担起对自己孩子生养、抚育的责任，而不是简单推给国家和社会，社会自然也不应该为弃婴行为作托底保障。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福利理念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具有典型性和必然性。它在道德伦理之争外，同时也在辩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建立一个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福利制度，还是让个人发挥更多作用？我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解放观点：那些担心“善待弃婴会鼓励弃婴”的人，是不是因为不敢面对现实，这种担心是不是杞人忧天？

　　章友德：这种担心有必然性。由于缺乏必要的婚检和孕检，加上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缺陷新生儿诞生。在此背景下，假如全国所有地方都设有类似的“婴儿安全岛”，那么在可扔可不扔的情况下，是有可能会促使有些人下决心扔。因为他觉得，比起留在自己身边衣食无着地抚养，倒不如送到福利机构，反而能享受一种稳定的制度性关怀。这尽管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鼓励人们放弃责任。但凡是父母，都对孩子有着一种天然情感。这一点无法否认。但他们为什么还要做出弃婴的选择？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迫不得已。当然，解决弃婴问题的终极办法，远远不是给孩子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有保障的社会环境，让所有能够自食其力的人，自觉承担起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作为福利机构，当遗弃已经发生，就需要提供一种方式进行救助。这里面，我们首先要理清各自的责任。

　　解放观点：类似的争论，在一些地方试点免费为吸毒者发放注射器、安全套进高校时，也都出现过。对于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人们首先用来丈量的标尺是道德，而非实效。是这样吗？

　　章友德：我们曾经设想建设一个完美社会，人人道德向善，崇尚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至于个人合法、应得的权利如何在社会保障下最好地实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强调维护和实现个人权利。但当个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行动自由的时候，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如何理顺和他人的关系，怎样处理好同性和异性的关系，许多矛盾已经日益显现。这是转型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无法避免的，但很多持有传统观点的人，还是把它仅仅看作一个道德问题，甚至希望用严厉的法律制裁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种讳疾忌医的思路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面对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不仅要勇于面对，而且还得善于应对。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现在有些烟草企业愿意拿出部分利润，设立慈善基金来回馈社会，但有些人就表示要抵制，认为烟草企业有“原罪”。在情感上，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但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假如我们的烟民暂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烟草企业也还没有找到一种转型业态的情况下，能够把相关税收利润用于改善民生、改善公众健康，不是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吗？

　　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抱有一种“除恶务尽”的心态。有时候能够缓和矛盾，控制事态蔓延，其实就已经开始解决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要避免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思路。今天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的常态。面对常态问题，我们不要用道德慈善主义的态度进行评价，更多地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思考真正有效的长效解决之道。

　　解放观点：现在，社会治理越来越从被动卷入转向主动介入。但人们有时候也担心：好心会不会办坏事？对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章友德：所有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者，在展开之前，对可能产生的结果，都应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但人类的理性终究有限，不可能预测所有不可知的行动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像过去一些国家的探索，本意是想建立一个更加公平而平等的社会，但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扼杀了个人权利和创造力，也扼杀了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行动自由。所以最后，并没有实现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这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这样，就会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初衷相违背。所以，最好的预防办法，就是让多元主体参与决策，分担风险。通过制度层面的设计和完善，避免“好心办坏事”情况的发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记者 支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