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门要求降“用药收入比重”,一些公立医院就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2月20日新京报)
按照相关医学专家的说法,“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而且,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那么,为什么大量的医院和医生不乐意实施“搭桥”?说白了就是针对的可以被“狠宰”的医疗对象而言的。
针对每一个心脏病人(适合放支架的),医院是不是都会实施“无微不至”的“过度医疗”?答案是否定的。在新闻报道中提到了被放7个支架的医疗对象是某公司一位副总。这位副总究竟是什么公司的不必追问,但不可能是付不出医疗费的“穷人”,类似的“无钱看病”的农村贫困群体,“打死”医院也舍不得给他多放,恐怕会第一时间担心人家“欠费”、“偷逃”!而为什么又专门给一些较富裕群体(包括那样虽然未参与医保但收入高的群体)、以及有医保者“多放支架”?这才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给“富人”和有医保保障的群体(尤其是公费医疗者或公权单位)多放几个支架,那就是“真金白银”的收益啊。还不愁“欠费”,有着一个基本的医保报销比例,患者意见也不会大,医院自然也就乐意于“过度医疗、过度检查”,多放几个几万元一个的支架。
然而,“多放几个支架”、发这个“支架财”的医院和医生,最终吞噬的不过是国家财政对医疗保障的投入。资料显示,国家和政府日益重视和保障公众“看病权益”,医保报销比例逐年提高,一些地方城镇医保报销比例已达70%以上,确实减轻了公众负担。但在一个“暴利药价”和“过度医疗(放支架)”现实之下,政府投入的越多,流进“过度医疗”这个“黑窟窿”的钱越多。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无论是让人指斥的“过度医疗”以及高达“6500%的药品暴利”现象,除了滋生了一批批“食利”的药厂、中间商、医药代表、医院、医生以外,事实上这个巨大的“漏洞”也已经成了吞噬医疗改革成果、吸食政府财政投入的“蚂蟥”。
所以,这正是为什么公众一直不理解,逐年医疗保障上投入增加,但公众却大多“没感觉”的主要原因。这个答案早就呼之欲出,政府投入越多,“中间食利者”截留的越多,公众获益却相对摊薄。有关媒体不妨调查证实这位被放“7个支架”的副总,他个人负担肯定并不重。那么,暴利医院究竟“食利”于何处或“喝的谁的血”?(毕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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