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1万元,这是郴州商贩李清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一案中被一审裁定的罚金数额。和这一天文数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清供述,他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中,仅获利1万元左右。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普遍质疑和几乎一边倒的同情。目前,内蒙古高院已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12月28日《潇湘晨报》)
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有句名言: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2151万元罚金是高还是低?其实无关“农民”的身份、也无关民意的反应,而应考量基本的法理与情理,恪守公平正义的底线逻辑——而我们,希望能从这2151万元的数值中窥见执法的公信、以及秩序的理性。
于市场经济来说,“要不要打假”,这是个无疑而设的问题,而“如何打假”,似乎才是问题的关键。卖假羊毛衫,当然该打屁股,但问题是,既然板子狠狠地抡下去、打得人家倾家荡产又家破人亡,那么,民众自然要问几个情理之中的问题:其他卖假羊毛衫的,会不会罚得一样狠?除了羊毛衫之外的假货、尤其是图财又害命的食品药品,有没有开出“罚得其几辈子都还不完”的罚单?如果独独李清一人被法律“合法”地罚得晕头转向,即便程序完美无瑕、即便判词天衣无缝,民心恐怕也绝不会为严苛的法律贴金。
令易行,则禁易止。我们自然无须为李清的违法事实诡辩,但须注意的是,法律在裁决的时候,能不能秉持同样的度量衡,比唬人的姿势更重要。“一次不公平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举动是脏水流,而不公的判决是破坏水源。”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生活中的两个寻常情境:一者,面对淘宝成了“假货窝”的说法,当家人马云说过一句话,“如果关掉淘宝就能没有假货,我明天就关了它”,言外之意,无需赘言;二者,深圳著名的电子集散地华强北,水货、假货横行多时,尽管整治多年,如今也只能“减少假货比例”……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假货有理、售假无罪,而是执法实践需要因应客观现实:所谓“法不责众”,尽管看似是个示弱的说法,但本质却蕴含着公平的逻辑。
前些日,“苹果教父”乔布斯走了,我们在反思的时候就曾对“过度山寨化”等假冒伪劣现象咬牙切齿,恨不能将一众作奸犯科者个个拍倒在地;每每遭遇消费侵权事件,公众也都希望执法者能罚得其眼冒金星——但为什么,当2151万元的罚单砸向李清的时候,公意反而显露出无限悲悯、丝毫没有快意恩仇的欢畅?除了裁量的可复制性需要考量之外,还有一点:公众会拿2151万元的数值进行比对——比如,沃尔玛在重庆以普通猪肉冒充“绿色猪肉”销售,结果是重庆全部13家门店关停15天、 37名责任员工被拘留,而号称天价的罚款,也只有“365万元”;再比如康菲石油,对渤海湾漏油事件造成800多平方公里的海面污染,据说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罚款最高不超过20万元,然而,即便是这个区区20万元,康菲至今仍未收到罚单,以至于其在赔偿问题上不是出尔反尔、就是语焉不详。
李清被罚2151万元,这个数值也可以合情合理——但需要附加两个前提:第一,国企等行业也适用“顶级重罚”原则;第二,市场执法从此雷厉风行,假冒伪劣整治不是一阵风。但不知相关部门能否有这个底气,将2151万元的罚单义正词严地坚持下去。好在时间是不会说谎的孩子。(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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