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吁公民纳税是为交换政府尽责 被指太敢说话

　　李炜光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贾宝兰艰难地穿过挤满人的过道，只能踮起脚尖眺望；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李韦森搬了一把折叠椅坐在一旁微笑聆听；许多正在看书的人也被主讲者的声音所吸引，纷纷驻足。

　　他们在听一堂财政课。北京三联书店的角落里，主讲人坐在小马扎上，胳膊杵着课桌，两手交叉，侃侃而谈。

　　他谈英国的《大宪章》如何约束国王征税；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如何因为一场税制改革而被送上断头台。

　　这个主讲人就是李炜光。

　　他写的专栏，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称为“最早唤醒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启蒙声音”；李韦森曾为他的书《李炜光说财政》作序：“每一个识字的中国纳税人都应该花点时间认真地读一遍。”

　　而在被视为官府之学的财政学界，因为呼吁“公民纳税是为了交换政府尽责”，又主张“要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他一度被视为“异类”。

　　“他太敢说话了。”同事任晓兰评价。

　　他抨击在中国推行了13年的公共财政变得“越来越不像了”；调侃如今的预算审议是走过场，“给你半天时间都嫌多，不过举个手，时间够用了”。

　　他曾经呼吁修改《预算法》。有官员称“人大代表不够专业，看不懂预算”，他马上写文章激烈反驳：“打油的钱不能买醋，买醋的钱不能买菜，把这么点事说清楚在谁家会是难事？如果你想让他看懂，他就能看懂；如果不想让他看懂，他就一辈子也看不懂。”

　　李韦森在第一次读到李炜光的文章时曾经揣测，这个“文风辛辣”的财政学者应该是个棱角分明的人。不过当他们在复旦大学相约见面时，李炜光的样子却出乎李韦森的意料：总是面带微笑，说话慢条斯理。在研讨会上，即使遇到意见相左情绪激动的学者，也不会“刻意抬高声调”。

　　事实上，出生在天津大学大院里的李炜光，从小的梦想只是做一个“安静的文人”。尽管中学生涯被“文革”阻断，但这个被《安娜·卡列尼娜》迷住了的男孩子仍然参加了第一届高考，他想学中文，去南开大学。

　　但一分之差，他与南开擦肩。当天津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的录取通知书传到正在工厂上班的李炜光手里时，数学“几乎考了零分”的他第一反应就是，“财政是研究什么东西的”？

　　年轻的李炜光跑到厂里的财务科询问，长辈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啊，估计也是学财务核算的吧”。

　　就这样，他成了天津财经学院财政系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学生之一。在学校，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时，一年级新生李炜光毫不迟疑地把这几个字原封不动地抄到笔记本上。

　　至今，这仍是政治课本上对于税收的权威描述，也是财政学考试的标准答案。

　　但在很多李炜光的“追随者”看来，这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