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新区入转型当口 仍面临政府和市场纠缠阵痛

　　在过去20年间，国家高新区从一片荒芜中起步，创造了无数辉煌；在转型升级当口，塑造中国的全球话语权，国家高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画面——

　　国际大都市深圳，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川流不息的人群徜徉在悬空的步行街。半夜时分，这里没有半点倦意，满眼望去灯火通明。天南海北的人，来到这座架在空中的“城市”，进出于保利剧院、凯宾斯基酒店，还有海岸城等大型商场……

　　昔日小小的泥土地，随着深圳经济重心西延，迅速集聚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和文化企业。本来的平静消失了，在城市化浪潮里，这里的土地存量所剩无几。

　　悬空“城市”一侧的凯宾斯基酒店里，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发表演讲，他此时谈论的话题，正与这种改变相关。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正在改变世界。”他一边说着，一边扭转脖子，环视众人。

　　在这场名为“新时期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座谈会”上，他恍然发现，与会者使用的手机中，苹果占有不小比例。

　　他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随后接着说：“中国没有苹果，但中国高新区正在改变世界。”

　　悬空“城市”算是他这番言论的明证了。它所在的深圳，国家高新区从11.5平方公里起家，发展到14园、180平方公里，诞生了华为、中兴等科技型巨头企业，打出了中国高新区联通世界的旗帜。

　　对于王德禄所言，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赵明鹏表示认同。

　　过去20年，国家高新区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练中，用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百分之一的总产值。很多人回忆往事时都会感叹，这是一个科技经济发展的奇迹，就像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全国产业布局一样神奇。

　　赵明鹏清楚，国家高新区正在改变中国。这样的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也知道，在忽明忽暗的博弈潜流里，悬空“城市”面临考验。在转型升级关口，国家高新区真正改变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出政府和市场的纠缠：中国特色特在哪里？

　　看到主持人正在邀请另一位专家，王德禄按捺不住抢先发言了。

　　“深圳把高新区管委会撤销了，我非常难以接受。”他涨红了脸，一只手指不停地在胸前摇晃，“各地都在加大力度支持高新区，深圳怎么走到反面了呢？”

　　王德禄提及的“撤销高新区管委会”，始于2009年深圳大部制改革。正是从那时开始，科工贸易信委出现了，而深圳高新区管委会随之取消。

　　“高新区管理单位是科技部，科工贸易信委是综合部门，这造成了上下难以对口。”深圳高新区一位知情者坦言。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国家高新区一出“娘胎”，就带有强势政府的印记——

　　198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家高新区”；3年后，北京中关村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再过3年，第一批国家高新区集中诞生；时至今日，全国共有88家国家高新区，在西藏之外的省份全面开花……

　　纵观20余年，中央政府连同各地政府，通过布局产业打造创新高地的意图显而易见，开市场风气之先的深圳经济特区也不例外。强势政府保障下的市场自由，在当年的小渔村产生了激变。正因如此，今日这里已和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陕西西安、四川成都一道，名列“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榜单之中。

　　时代不同了，国际国内形势不同了，因时因地进行机制体制改革也是大势所趋。只不过，这一次，撤销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虽然考虑了部门精简合并的因素，无形中却让地方的科技引领受到影响。

　　对于深圳乃至整个国家的转型升级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信号。

　　在最近两年的实践中，深圳高新区管理者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没有办法，我们恢复了高新区管委会。这时的管委会，和科工贸易信委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上面提到的那位知情者说。

　　“高新区管委会是虚的，科工贸易信委是实的。”王德禄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原先一个高新区的工作，现在由一个高新区发展促进处来负责，显然力度是不够的。”

　　在王德禄看来，“金融危机袭来，美国推崇的市场经济脆弱不堪，而中国在强势政府带领下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从整体层面来看，中国的科技要学习美国，但在区域科技发展方面，美国要学习中国”，这正是中国特色之所在。

　　对于高新区的强势政府角色，大族激光董事局主席高云峰的看法与王德禄并不完全一致。“就像小孩想上哪所大学未必如愿一样，从事新兴产业的企业，也不是政府想要哪家发展就能发展的。凡事都有规律，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政府主导的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他以新兴产业为例，阐述“计划经济回归”的弊端。

　　200年前，美国人亚当·斯密把“政府”和“市场”看作“两只手”，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两只手”协调的结果。时至今日，哪只手稍强一些、哪只手稍弱一些，依然因时因地不同而考量着管理者。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一位管理者看来，对于尚在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两只手”的纠缠是必然会经历的阵痛。

　　他打了一个比方：“政府和企业，就像一个家庭：政府是老人，掌握方向；企业是壮劳力，创造价值和财富。目前，资源被政府垄断，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相对弱势。壮劳力要吃饱、要穿暖，需要老人想办法。当壮劳力的生存环境改变了，相对自由地在市场中壮大了，老人才能相对弱化。”

　　100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积极、平等地融入全球经济大家庭。

　　在20世纪最后1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国家高新区像骏马一样奔驰，创造出了无数辉煌。然而在新的全球化竞争面前，转型当口的下一个10年，国家高新区如何发展，需要智者慎之又慎的规划。

　　“昆山高新区投资建设工业研究院，解决当地没有科教资源的问题。这里的小核酸研究已在全国领先。同时，广东也在提高奖金库，用于建设研究院。两地的研究院都是依托当地企业进行的。”从辽宁科技厅调任火炬中心以来，“火炬还能打多久”等问题一直在赵明鹏心里萦绕，而两地的实践，让他在纷繁中逐渐清晰，“中国特色特在政府主导”，“我们要围绕这一特色，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