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共和”旗帜下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

　　记者近日专访辛亥革命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他提出新解，认为武昌首义是在“共和”旗帜下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展现了近代城市文明突破专制帝制的诉求，但也正是由于没有深刻的农村变动，城市起义只能赢得有限的成就。

　　冯天瑜说，以孙中山为领袖的民主革命先驱们受西方文明的熏陶，较早致力于组织“城市起义”。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革命党人主要在边境城市发动反清武装暴动，此伏彼起，但都以失败告终，可以说是“悲歌慷慨”、“屡起屡踬”。这些反清暴动的共同特点是，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被清方迅速扑灭。

　　相形之下，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并非偶然。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文教、交通、传媒和军队汇合而成的近代文明基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群体，包括工商业主、产业工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新军军人等，正在成长，意欲挣脱帝国主义和宗法专制势力的双重压迫，其经济、政治、文化的近代性诉求渐趋明朗。这样的城市人群，潜藏着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动力。

　　湖北的革命党人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并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因此武昌起义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的方略运行。经首义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冯天瑜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

　　他说，自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或者为乡村暴动或者为宫廷政变，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武昌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在多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以武装暴动击碎两百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辛亥首义作为一次城市起义，展现了近代城市文明突破专制帝制的诉求，但这种城市起义尚未触动专制帝制的社会根基——宗法的、自然经济的广大农村。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有“平均地权”一项，显示了革命民主派对农村问题、土地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一重要目标并未引起广大革命者的重视，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等在制订共进会文件时，还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在半殖民地背景之下形成的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这些近代城市，仍不过是农村社会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仍在宗法专制政权掌控之下。正因为此，辛亥革命留下了种种未竟之业和令人嗟叹的遗憾。(记者周甲禄　皮曙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