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年历史思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所有的历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还是在争夺皇位上打圈子，未能跳出这个怪圈。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君主专制制度——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

　　●辛亥革命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说明，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头了，只有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任务，走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孙中山的社会政治理想，不仅北洋军阀未能实现，国民党政府也未能实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有条件实现孙中山的社会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理想和事业，而且大大发展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

　　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开始的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100周年了。辛亥革命是历史的首创，它提供了此前的中国历史进程未曾提供的新鲜经验，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深入研究。

　　辛亥革命冲破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堤防

　　中国历史悠久，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已经过了2200多年。著名的二十四史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宫廷政变、砍砍杀杀的许多故事。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这一起义固然是大胆的造反举动，但目的也只是争一个帝王的位置。楚汉相争，出身草莽的刘邦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元末农民战争，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力战群雄，开创了明朝天下。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天下始终是一人一姓的天下。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君主专制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也是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冲破君主专制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进入近代以来，情况有了变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中国的独立主权损伤极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的生产方式带进中国，对中国社会生产的冲击很大；欧风美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逐渐传入中国，对国内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冲击很大。太平天国运动发动了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冲击，虽然提出了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理想，要在地上建立“小天堂”，但这个“新世界”、“小天堂”仍然不能摆脱封建皇帝的那一套，不能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被人给予很高评价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只能给百孔千疮的统治机器增加一点润滑剂而已，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的面貌。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君主立宪，试图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它力图保住光绪皇帝的位子，既不彻底又没成功。义和团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是一次缺乏有力领导且被清朝当局利用的运动，打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最终被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联合绞杀。

　　辛亥革命以前所有的历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还是在争夺皇位上打圈子，未能跳出这个怪圈。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则不同，它是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一次伟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孙中山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放弃了以和平方式改良朝政的幻想，从成立兴中会开始就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君主专制制度，对准了皇帝。他曾说过，不管是满族人做皇帝还是汉族人做皇帝，都要推翻它。推翻皇帝的武器就是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君主专制制度——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中国历史上掀倒皇帝宝座的例子很多，每次掀倒后又有新的皇帝重新登上那个宝座。辛亥革命则不同，它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推倒任何皇帝；不是以新王朝代替旧王朝，而是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随即发布文告，宣布“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不久，就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以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资产阶级民主立法，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制订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供了范本。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对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肯定；与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具全国性意义，内容也更加系统完备。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破坏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法制观念已为民众所接受。

　　皇帝掀倒了，皇帝宝座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成立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共和国的执政者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从此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遭抵制，张勋复辟被讥讽，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政治鼎革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带来了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彻底铲除君主专制制度，但推翻了皇帝宝座，就是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上打上了一根很大的楔子，为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革命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

　　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开创了这样一个局面：中国人从此抛弃了对皇帝的信仰，不管这个皇帝姓爱新觉罗还是姓袁，不管是满族皇帝还是汉族皇帝！由此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各种政党组织、群众团体公开成立，纷纷表达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时局的意见。这也是辛亥革命带来的一种思想解放。封建时代，中国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就是对皇帝的不忠；“党人”往往是攻击政敌的有力话柄；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否定了封建皇帝，自然就要肯定结党的正当性。在时代的碰撞和打磨中，有两个政党逐渐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中心。这就是192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国共两党力量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此消彼长，成为此后几十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为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基础概念。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是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采用的政策。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采用的也是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政策。满族是少数民族，但它是以整个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当时反满，是反对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不是反对满族。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立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张。五族共和就是五族平等。民族平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随着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中华民族新概念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规定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没有实现民族平等，但五族共和的主张、中华民族的观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提倡人民公仆的观念，对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官场政治是一大革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称人民公仆，确认以人民为本位。把大总统等同于人民仆人，体现了人民至上的革命精神。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皆系为民服务，官规具在，莫不负应尽之责任，而无特别之利益”。他还说：“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孙中山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廉洁自持，始终保持人民公仆形象。他曾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公仆精神，也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珍贵政治和精神遗产。

　　辛亥革命扫除封建时代落后腐朽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改良。清廷既倒，民国初建，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推动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改良。除了大力发展实业，还发布了男子限期剪辫、劝禁妇女缠足和禁烟、禁赌等命令；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废除“大人”、“老爷”等反映封建时代身份与地位的等级观念称呼；废除跪拜、请安等礼节，代之以鞠躬和握手，显示共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禁止买卖人口，解放“贱民”，给予“贱民”国家公民应有的人权；保护华侨、禁绝贩卖“猪仔”。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对于扫除封建时代落后腐朽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社会风习、形成新的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的失败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历史功绩，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革命的成果也为袁世凯所攫取。临时政府转移至北京后，国家政治失序，文化复古，社会一片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武昌起义的主要参加者蔡济民感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孙中山经历几多周折，深感革命任务远未完成，曾在1919年10月10日感叹道：“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在临终时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辛亥革命的结局，让先进的中国人不停地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皇帝虽然推倒了，封建根基却未动摇，人们的自由意志还是受到压抑，社会不能前进。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新青年》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干将大声疾呼。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反对旧文化，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它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等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有了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得以进一步传播。这对于封建意识形态是一次大的冲击，对中国思想界是一次大的解放。

　　巴黎和会击破了中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完全有理由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德国租界地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但主持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者们根本不理睬中国人的愿望，不理睬所谓国际公法，强行将上述权益判归日本所有。这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也使人们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强权战胜公理；中国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出来，只有靠自己起来发动和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不能指望神仙和皇帝。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也是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的历史背景。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按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按照孙中山的主张，是有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但是，由于孙中山过早地逝世，由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者背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背叛孙中山的主张，实行彻底的反共政策，历史就把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单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说明，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头了，只有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任务，走上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