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窃听门牵出一系列潜规则 纸媒政客皆尴尬

《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发生后，不少英国人开始担心自己的手机遭遇窃听。图为一位女士打着手机经过《世界新闻报》的广告牌。资料图

这是传统媒体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篇。

——一位英国媒体界人士

这起丑闻不仅仅是一起新闻职业操守的传媒事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起牵涉到政界、警界的政治事件，对英国未来影响不可估量 。

——传媒研究学者盖伯教授

这是传统媒体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篇。

——一位英国媒体界人士

英国窃听门：事件似乎刚刚开始

《世界新闻报》“窃听门”的发生，震动了整个英国，一个个“潜规则”相继浮出水面，将政客、纸媒、监管机构推向了一层层尴尬的境地。

关于媒体监管的问题成为英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英国人正在想办法堵住这个缺口，却发现面临着一个更加尴尬的问题：如何在法律监管与表达自由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A 尴尬的政客

他们见默多克，不会走正门了

《泰晤士报》的一位主编大概最不愿意回答的提问是：作为一家英国主流大报，你们是如何报道“窃听门”的？

很不幸，这是本报记者在与他交谈时问的最后一个问题。记者很希望了解到，作为“窃听门”肇事者《世界新闻报》的“同门兄弟”——《泰晤士报》的立场是什么？

这位主编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问题，他说：《泰晤士报》并不怕事，但他自己当时正在度假，后来从同事那里了解到，“他们做到了”。

做到了什么？是中立、客观，穷追猛打，还是有所偏袒？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答案。

事实上，《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丑闻已成为英国传媒界无法绕过的话题，丑闻发酵至今，事件似乎刚刚开始。 窃听丑闻发生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嘲讽道：“这个万花筒已经在抖动，但还有一些废屑没有掉出来。”

在传媒研究学者、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名誉教授盖伯看来，这起丑闻不仅仅是一起新闻职业操守的传媒事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起牵涉到政界、警界的政治事件，对英国未来影响不可估量。

事件发生后，尽管英国首相卡梅伦极力撇清自己与丑闻的牵扯，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去年上台至今，他平均每两周就要与默多克父子及高级幕僚会面；丑闻爆发几周前，他还是默多克伦敦豪宅的座上客。另外，卡梅伦还曾聘用《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担任媒体主管，共事达4年半之久。

事件在英国警界也引起连锁反应。7月17日，伦敦警察局局长斯蒂芬森宣布辞职，次日，伦敦警察局局长助理耶茨宣布辞职。

据英国媒体报道，过去4年间，斯蒂芬森跟默多克父子等新闻集团领导人会面了18次，同时，他还聘用《世界新闻报》副主编沃利斯担任警方媒体关系顾问。2007年，伦敦警察局原局长助理海曼辞职后，担任了《泰晤士报》专栏作家。

时至今日，更多真相还在源源不断地浮出水面。让人吃惊的是，这些政客与默多克及其旗下媒体为何如此亲密？

“他们认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能够左右选票。”盖伯教授说，新闻集团涵盖纸媒、电视、广播，默多克在英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政客拉拢的对象，“政客与媒体之间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博弈，从长远意义上讲，政客也想通过会面，让主编接受自己的政治观点，再通过媒体传递给普通老百姓。只是默多克的经济、政治野心过大，走入了一个极端。”

正因为新闻集团的强势地位，英国政客对默多克“既害怕又敬畏”。所以，7月19日质询会上，80岁的默多克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生命中最卑微的一天。

“默多克被迫接受质询，标志这种关系的转变，”在盖伯教授看来，“窃听门”可能改变英国的政治生态。

盖伯教授认为，“窃听门”曝光后，默多克对英国政治的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但是，面对他庞大的媒体集团，政客们并不会忽略他，也不会彻底改变“既害怕又敬畏”的心理，“但至少，以后他们与默多克会面的时候，不会走正门，而是走后门。”

B 尴尬的纸媒

涉事记者也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要追溯“窃听门”的历史，还需要将时间往前推进好几年。

2005年，英国威廉王子膝盖受伤，《世界新闻报》对其进行了披露，随即引起英国王室及相关部门震怒，因为，王子受伤的消息只有少数核心人员知道。《世界新闻报》的消息来源存在“窃听”之嫌。

这件事情发生后，数名肇事者受惩处，但是，并没有引起英国媒体足够的反思。

今年7月5日，英国《卫报》记者戴维斯的报道显示，《世界新闻报》记者2002年侵入13岁失踪少女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为了填出空间和信息独享，甚至删除其中的部分信息，让警方和家人误以为道勒还活着（2002年，道勒从学校回家途中失踪，6个月后被发现遭绑架后遇害）。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英国民众震惊，媒体震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侵害了个人隐私，也突破了公众所能接受的底线。”盖伯教授说。

最新消息是，默多克正在与道勒的家人商量赔偿协议，有意向对方支付300万英镑（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赔偿金。

《卫报》记者戴维斯的这篇报道，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默多克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关闭了一家有着168年历史的报纸。

“这是传统媒体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篇。”英国一位媒体界人士说。

本报记者所接触的英国媒体人士，对默多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我不认为默多克是个友善的老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盖伯教授说，在英国，这样一个老人，拥有传媒帝国，又有政治野心，暗地里在通过自己的媒体影响这个国家的走向。

《泰晤士报》宗教记者格亚德希尔则说，自己很荣幸能为默多克服务，看待默多克要辩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窃听”是对新技术的使用。默多克进入英国后，引进大量新技术，促使了英国媒体发展。

盖伯教授认为，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后，新媒体传播方式革新飞快，英国报业呈衰退趋势；新技术也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窃听”已不再是特工的专利。在这两个背景中，出现“窃听门”并不意外。

英国报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品质的报纸，比如《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等，关注严肃新闻；第二类是小报，比如《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等，关注政客、娱乐、体育明星的私生活、丑闻等；第三类报纸介于前面两者之间。三类报纸侧重点不一，第一类是意见领袖；第二类则格调庸俗，但发行量很大。《世界新闻报》就是小报的典型，周发行量最高达到500万份，是欧洲发行量最大的周报，也是默多克旗下报纸在英国的旗舰。

在英国，报纸发行量的衰减早于互联网的出现，1950年代前，英国每一个成年男性每天会购买一份报纸，1950年代后，电视、互联网出现，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报纸读者分流，现在，相当于三个成年男性才会购买一份报纸。

“这仿佛是一种轮回，所有的报纸受到互联网冲击的时候，竞争愈加激烈，尤其是第二类小报。”盖伯教授介绍，为了抢占市场，这种竞争压力在报业内部会逐级传导，主编受老板的压力，记者受到主编的压力，所以，牵涉“窃听门”的所有记者都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

C 尴尬的PCC

它是一只老虎，但是没有牙齿

“窃听门”发生后，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简称PCC）同样卷进了一场漩涡，其作用和职能被广泛质疑，有政府官员甚至提出要建立针对报业的监管机构。

“‘窃听门’确实让PCC难堪，好像一巴掌打在脸上。”PCC投诉受理主任杜瓦说，这是坏事，也是好事，PCC会拥护改革，使这个机构能够拥有更多资源、更多权力，能对不良报道和媒体予以更严厉的制裁。

英国对广播电视的管理，依据的是一项独立的法律，有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不直接由政府任命。但是，英国对报纸的管理采取的是另一种情况，PCC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自律性质的协会组织。

杜瓦介绍，PCC是所有英国报纸、期刊自愿成立的机构，其委员会有17位成员，其中7人是报社主编，另外10人跟新闻出版业没有任何关系。

报刊投诉委员会的职责是：通过行业自律守则，贯彻和执行处理投诉。如果发生公共事件，它会在网站上进行发布，表明态度。 PCC的运作曾多次获得高度肯定。2003年，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及运动特别委员会总结：“总体看来，新闻业行为标准、《准则》和PCC的表现在这十年有所提高。”

特别委员会于2007年作出了一份关于该自我规管系统的再探讨，认为自我规管体系应当为报刊业维持，这样一来就无需立法监管了。2009年，特别委员会一份关于“报刊行业标准、隐私与自由”的报告指出，相对于立法监管，报刊业自律是十分可取的并且应当继续施行下去。

“窃听门”的发生，可能让很多人改变看法。关于英国是否应该出台专门法律管理报刊，禁止媒体深度介入政治生活，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许多人认为，英国报刊行业的自律时代可能因“窃听门”而终结。

盖伯教授也认为，PPC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表面上，它可以要求报纸更正、道歉，但报纸可以不理睬，所以，它对英国纸媒的约束相当疲软，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窃听门”的发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在PCC公布的行业准则中，第十条规定，“新闻机构不得试图获得或发表利用窃听设备或隐藏摄像机取得的材料，不得非法截取私人通话、信息或邮件”，但是，一些报社显然没有理睬，记者通过窃听获取新闻爆料成为潜规则。

“它应该效仿英国的广播电视，由一个依据国家立法的独立的委员会来管理媒体机构。”盖伯教授表示，目前，英国正在着手的两件事情，一是由一个独立的法官牵头，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有可能依据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来做出立法的决定；另外，英国议会由各党派组成的委员会，虽然不能直接颁布法律，但可以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提出一两部新的法律来限制媒体垄断。

“现在应该恢复反媒体垄断法的法律效力。”盖伯教授认为，这是英国应该要做的第三件事情。

专访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投诉受理主任杜瓦——

既要保证言论自由，又要维护公民权利

伦敦霍尔本路20-23号，一幢名为HALTON的房屋三楼，是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简称PCC）所在地。

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墙角边摆着一堆纸箱子，这些是PCC历年来处理过的投诉卷宗，从另一个方面记录着英国报业历史。

PCC主任杜瓦与本报记者交谈的近两个小时里，她的表情始终严肃，“窃听门”发生后，PCC被逼到悬崖边缘：英国可能设立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机构，取代PCC这个行业自律协会。

PCC与政府有一些微妙的关系

潇湘晨报：PCC是一个中立组织，不只是独立于相关媒体，也应该独立于政府及相关部门。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受到来自利益集团、政府的利益交换或者被逼就范的压力？

杜瓦：简短的回答是，政府和PCC没有特殊关系，也没有利益交换和被逼就范。

从狭义的范围来说，双方虽然没有特殊关系，但从广义的范围上说，政府官员、机构的态度会对PCC有所影响。比如“窃听门”，首相、官员都在表态，行业自律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他们的言下之意是，仅有PCC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法律来约束。

“窃听门”发生之前，PCC和政府也有一些微妙关系，政府把一些不满、担忧反馈到PCC时，PCC也要适当做一些考虑和表态。如果完全漠视（他们的态度），PCC最终可能会被法律机构来替代。

所以，这种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相对而言比较微妙的、处于中间地带的。

潇湘晨报：PCC日常运作经费从哪里来？

杜瓦：PCC的财政来源是新闻财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根据每家报纸的发行量和收入情况，征收一定比例费用，再拨给PCC。我们的这些钱不是直接来源于各报社，也不是来自社会公众，没有使用纳税人的钱。

潇湘晨报：平时，委员会的委员是不是在这里上班？对于一个新闻投诉，PCC裁决过程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真正进行独立调查？

杜瓦：PCC全职员工不到20人，都在这里上班，但是，委员会的委员在各自单位上班。委员会有17位成员，其中7人是报社主编，另外10人跟新闻出版业没有任何关系。

PCC一年处理约2000个投诉，不归PCC管的（投诉）会转到其它部门。

收到投诉后，PCC会有第一反应，比如这个报道有没有违反守则，然后，草拟意见发给17位委员，由委员们来决定。

PCC也会做一些初步调查，调查过程对于投诉与被投诉的双方都是透明的，PCC会及时与双方沟通，让双方尽可能达成谅解。

潇湘晨报：这种调查会受到被投诉的新闻机构影响吗？

杜瓦：调查从来不会以电话形式进行，而是以书面形式进行，这样可以及时提交给投诉与被投诉的双方，所谓利诱、施压等方式也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PCC一直受社会各界诟病，毕竟PCC经费来自各报社，存在先天不足，如果我们在处理投诉过程中还不注意职业操守，就会让PCC处于悬崖边上，所以，我们也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丑闻中。

需要强调的是，PCC与各报社主编也有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是建立在业务探讨、相互尊重之上的，因为类似的投诉案件发生的时候，可能需要咨询其他报社的主编。

一个强制性法律机构出现，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潇湘晨报：有消息说，英国可能出台法律成立官方机构来取代PCC。

杜瓦：很显然，“窃听门”事件会让PCC难堪，就像一巴掌打在脸上。但是，这个事件对PCC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PCC是开放的，乐见改革的出现。就我个人而言，也会拥护改革，这样能够让PCC拥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权力，对相关媒体作出更严厉的制裁，让工作更加有效率。

至于让法律取代PCC，我们并不排斥这种可能性，但在英国，法律论证的过程将非常长，会不会有也很难说。

事实上，如果冷静下来，好好琢磨的话，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机构出现，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英国，最重要的是保护言论自由，这由一个行业性的自律机构来做，比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机构要好很多。

潇湘晨报：你们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杜瓦：改革正在酝酿当中，但还没有进行具体讨论。我想，可能有几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是PCC应该要有哪些权力，比如有没有罚款权，是否可以对报道失实的报社进行经济制裁；二、关于报社刊登道歉信或者弥补，是否有更严厉的措施；三、能否增加更多的资源，比如雇用更多的人，拥有更多的预算，使组织架构更加完善，跟其他的组织机构有更多的合作；四、希望使PCC能在法律上赋予一些条款，使PCC的腰杆更硬一点。

为媒体营造公平、公正、合法的环境

潇湘晨报：“窃听门”引发了关于媒体垄断的质疑，作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事实上能够影响、干预政治，这是PCC无法解决的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限制媒体的权力膨胀？

杜瓦：媒体对政治和政治家的影响，是一个社会自然的现象。在民主社会中，媒体是一个监督者，“窃听门”事件，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与卡梅伦的关系，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讲述了媒体和政治的关系变味了，或者是一个坏的影响，但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中，很难把媒体与政治家完全撇开，井水不犯河水是不可能的。

PCC主要的职责和义务，还是为媒体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合法的环境，既要保证言论自由，又要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是PCC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PCC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有些东西触犯得过于厉害，就会上升到司法的层面，PCC不可能大包大揽。

潇湘晨报：如果“郭美美事件”发生在英国，PCC是否会干预？

杜瓦：不会。个人隐私和公众利益相比较，孰轻孰重？对于隐私权的保护有很多例外，这种案例如果发生在英国（郭美美投诉媒体侵犯个人隐私），PCC是不会干预的，这个裁决将会变得容易。(本报记者周喜丰 (微博) 英国伦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