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依赖折射中国社会信任度下降 隐私让位防范

　　■幸亏有了摄像头

　　——在公共场所普遍推广，既起到了“震慑”作用，成为公共安全的好帮手，又在处理社会纠纷时，扮演了“目击证人”的角色

　　北京朝阳区居民李晓琪的女儿刚上幼儿园，每天上班，晓琪都能通过幼儿园的网站看到女儿在幼儿园的实时情况。“其实就是个摄像头，再联上网，这样就能知道孩子在幼儿园会不会受委屈。有了这个，我安心多了。”

　　李晓琪也有不喜欢摄像头的时候，每次回家进电梯，她都下意识地站在摄像头紧底下，“也许那是盲区，不然让它照着，真别扭。”和她一样，面对日益增多的摄像头，人们有爱也有恨。

　　“路上有剐蹭事故，我们通过监控头看到已经出现拥堵，请您绕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小区有严密的红外周界系统，保障每位业主的安全。”在销楼盘，由摄像头群组构成的周界系统已经成为房屋的卖点。

　　“稍等，我看看他们班吃完饭没有。”北京市第五幼儿园保安对一位正要接孩子的家长说——教室里装了摄像头，一举一动监控室都能看到。

　　如今，无论是道路、商场、银行、学校还是街头，摄像头已经随处可见，其应用的范围、发挥的作用，也在日益扩大。

　　在北京朝阳区安慧里小区，一位物业管理员告诉记者，由于每个单元楼道和电梯都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小区内基本没有发生失窃。“小小摄像头对犯罪分子有很大的震慑力，即使有铤而走险的，把录像交给警察，很快就能破案。”管理员说，以前人来人往都靠人眼观察，现在在屏幕里面一目了然。“小区里治安非常好，摄像头监控让我们感觉很安全。”一位小区居民这样说。

　　资料显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安装摄像头后一年时间里，就通过电子监控系统破获各类案件33宗，抓获嫌疑人45人。

　　“我们把摄像头称为技术防范手段，干了这么多年公安，我觉得这几年用上这个东西，的确有它的积极作用。”天津市公安局保税区分局保安公司经理朱国吏告诉记者，在天津保税区，不少企业都在使用摄像头，有的企业甚至每个岗位都有，这不仅是企业安全的需要，有时候对企业技术信息也有保护的作用。

　　除了安全领域的广泛应用，随着社会纠纷的增多，摄像头俨然成了不可或缺的“目击证人”。

　　今年8月，江苏南通又发生一起“彭宇案”，一位大巴司机在立交桥上发现了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太太倒在路上，司机前去搀扶，却被诬为肇事者。幸而大巴上安装有摄像头，录像还了司机清白。

　　请来监控录像作证的例子在我们身边也不少。笔者的一位同事在北京一家医院拿药时，就目睹了一场争执。院方认为前面一位患者没有交钱不予发药，而患者坚称已经付款，双方争执不下。“看监控录像”，经过一番查证，原来是收款员在收了患者的费用后忘记盖章了。小小摄像头，的确平息了许多争执纠纷。

　　随着摄像头在许多公共场所的推广，其作用也越来越大，各个城市的推广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东部沿海省市由于经济基础好、起步早，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无论是建设规模、技术标准还是应用成效，都明显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数据显示，广东省监控摄像头总数接近100万个，居全国首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认为，借助于电子监控手段强化社会管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电子监控至少可以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可以大幅度地减少行政执法成本，特别是减少行政执法的人力成本；第二，可以固定证据，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执法人员滥用权力，损害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