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很多家长无奈只好将孩子送回老家。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公益律师田坤说,当前北京还有100多所不符合办学标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乃是一致的政策方向。(8月16日《新京报》)
有年春晚演过一个讲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品,结局很温馨;然而,打工子弟学校的现实处境却异常残酷。办学者认为自己是做好事善事,却常遭驱逐,不仅得不到任何财政支持,反而动辄就被一纸通知予以关停。关停的借口是现成的: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打工子弟学校虽尽力提高办学条件,但始终拿不到办学许可证,只能“非法”生存,于是很多学校尽管一办就是十几年,教育部门却随时都能以此为由予以关停。
当年,教育部处理民办教师使用的词是“清退”,清理并退出;如今,大城市教育部门处理打工子弟学校使用的词是“关停”,关闭并停止。这样的词语没有一丁点的温情成分,好像他们是社会上一些阴暗不堪的角落,对于城市发展未曾有过丝毫贡献,反倒是教育部门向来“高抬贵手”才让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生存至今。当然,需要彰显领导关怀的时候,领导们也会去这样的学校视察,说些好听的话;但是需要取缔的时候,手起刀落绝不手软,常常都是突然通知立即取缔,根本不给学校和家长们周全安排的时间。
一个疑惑是,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有必要像对待瘟疫一样,今天下关停通知,明天学校即成瓦砾吗?用得着的时候就暂时留着,嫌碍事的时候就一脚踹开,教育部门何以如此绝情?打工子弟学校不拿政府一分钱补贴,却同样在干着给国家培养人才的事情,关停取缔怎么就成了“一致的政策方向”?城市在招揽所谓人才的时候,配套政策里总不会缺少解决子女读书的安排;为什么到了打工者,城市政府就可以不闻不问呢?外来打工者同样是城市需要的人才,打工子弟的义务教育,同样是国家的义务是城市的义务。
对于打工子弟来说,在大城市里他们父母的身边,得到一张可以安静读书的课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除郑州等完全取消教育户籍门槛的少数城市之外,大多数城市的公立学校都不给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打工子弟学校才大面积应运而生,城市管理者理当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代为分担教育责任心存感激才是。不感激也便罢了,城市要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至少也应该先给这些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安排一个去处,不能将学校关了就算完事,学生此后何处就读却撒手不管。
在权利平等与流动自由的意义上,只要教育均衡的政府承诺尚未能够很好兑现,那么外来工子女在城市就读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必须得到政策的支持。即使打工子弟学校在办学硬件上达不到标准,教育部门也应该更多予以帮助支持,为打工子弟学校争取必要的教育经费;更重要的是,评价一所学校有无存在的资格和必要,教育部门应该侧重倾听学生和家长们的心声,让每个打工子弟都能在城市里找到义务教育的课桌。除非政府承诺公立学校对打工子弟平等敞开大门,否则就不应该粗暴地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将打工子弟不负责任地赶回老家。(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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