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因生活无着而卖艺乞讨,他的遭遇,与“搓澡工冠军”邹春兰、靠摆地摊和变卖奖牌度日的长跑冠军艾冬梅等退役运动员的艰难处境十分相似。我们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境遇,同时也反思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赛场上英姿勃发的强者,为什么竟不具备适应社会、独立谋生的基本能力?对此,张尚武回答得很清楚,他“除了体操外一无长处”。
这个答案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我们的运动人才培养固然有其长处,但某些体育训练和竞技比赛体系确实存在对运动员的“工具化”倾向。一些孩子不是出于兴趣爱好,而是出于家长和教练人员的功利性目的,小小年纪就被纳入训练体系,过早开始运动生涯。在训练体系内,运动员不是通过体育实现自我的发展、丰富和完善,而是为了运动成绩、比赛胜负和金牌奖牌牺牲自我。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这些孩子接受全封闭、高强度的极端训练,失去了自由成长、学习文化和发育心智的机会,甚至与社会隔绝,失去社会适应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在竞技比赛中,摘金夺银的运动员可以“走上巅峰”,那些由于年龄、伤病、天赋、机遇等因素难创佳绩的运动员,则或者被淘汰出局,或者黯然退役。
由于“运动成绩”在某些领域成为最大甚至唯一的目标诉求,一些运动员多方面的成长需求就难以得到满足,在道德品格、科学文化、社会知识和生活能力诸方面都得不到足够的教育和锻炼。这种训练模式的结果,即使能使运动员具备超强的竞技能力,也容易使其付出牺牲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和人格完整的代价。
如果体育运动的结果是化约掉运动员作为“人”的丰富性,那无疑有悖于体育精神。体育精神的真谛,是通过对身体和精神的锻炼,促进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塑造人的躯体之美、力量之美和精神之美。人在其中居于中心位置,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是体育运动首要的、直接的目的。正是意识到体育职业化专业化存在“异化”的危险,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才大力倡导奥运会的“业余性”,并对体育运动提出“适度”的诤言。“业余”和“适度”可以确保运动员的主体性地位,而“唯成绩论”、不惜一切代价的训练和竞技,则容易造就“除运动外一无长处”的比赛冠军。
甚至,这种造就“一无长处的冠军”的土壤,在其他领域也并不少见。应试教育如忽视完整人格和全面素质能力的培养,就会只求“高分”不惧“低能”;大学教育如过度倡导与就业市场“衔接”,就会使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多于重视“大学精神”,对于思考人类尊严、价值和命运的“人文精神”更是“冷落有加”;高度分工、标准化和程式化的劳动生产体系,如片面强调劳动者的工具性技能,就可能压抑劳动者潜能的全面发展;在充斥着“有用”等功利性标准的社会评价体系之下,一些人更多着眼于 “财富地位”等等行动结果,而漠不关心那些更具“本体性质”的道德品格、知识才华,无视那些神圣崇高尊贵庄严的人类灵性。“工具化”的结果,就是造就了许多坚硬粗鄙、枯燥乏味的人生和生活。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的一切活动都不能忘记人本身,都应以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健康健全的人才,而不是“一无长处”的冠军。(封寿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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