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央编译局翻译家群体：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

　　编者按

　　回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90年奋斗征程,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至关重要性。而在这个过程中,尤其不应该忘记那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奉献了青春年华、甚至生命的经典著作翻译家群体。这是一个不辱使命、创建功业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没有他们用心血筑就的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没有他们用毕生精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系统、完整、坚实的文本基础,就谈不上我们党不断的理论创新,就谈不上我们党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历史作出贡献的人,历史终究不会忘记他们。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发此文,以表达我们对这一经典著作翻译家群体的崇高敬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坎在哪里?经典文本的翻译。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发展史上,就有这样一批人跨过这道门坎为全党输送着精神食粮,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者。这个默默无闻的群体,用毕生精力传播真理之火,很多人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一生只有一个不变的目标: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化。

　　毛泽东说: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

　　1920年,在中国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破旧柴草屋内,诞生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译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在这里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见证这一创世伟业的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和不时吹入陋室的刺骨寒风。同年夏天,在北京到处搜寻共产主义书籍的毛泽东,将这本用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书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从此开始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

　　在真理曙光的照耀下,传播真理火种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也在中华大地上艰难但却坚定地推进着。推进这一事业的有党的早期领导者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闻天、李达等,有党的理论工作者吴黎平、张仲实等,也有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郭大力、王亚南、侯外庐等。他们筚路蓝缕、百折不回,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名篇。特别是《资本论》三卷本在1938年出版,成为我党早期经典翻译史上的奠基性译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迎接新的革命任务,党中央更加重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38年成立了延安马列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就是今天中共中央编译局前身。王实味、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等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理论家集中在那里,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翻译经典著作。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何锡麟是第一个被调入的英文翻译。

　　回忆起在那里的8年时光,97岁的老人何锡麟觉得历历在目:“我那时口译笔译都可以,延安能来一个北大经济系的学生,洛甫同志非常重视。当时缺乏参考资料,只有一本英汉大辞典。我们参加了《资本论》学习小组,整整学了一年,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洛甫同志无论多忙,每次都亲自主持。”

　　“毛主席对你们的翻译怎么评价?”

　　“学个唐三藏,功德无量啊!”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自己的秘书讲,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向何锡麟学习。至今何老依然关心着党的编译事业,先后两次给中央编译局捐款都超过10万元,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俭。

　　在中央编译局的图书馆,记者看到这样一些“名不副实”的书,如书名是《世界全史》,翻开后却是《列宁选集》第12卷;《摩登周报》,实际上是《红旗周报》第58期。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思想的火花许多是通过这样的“伪装书”汇成燎原之势的。到新中国成立前,马列著作的中译本已经达到530种,这里面饱含着经典编译战线早期奠基者们的鲜血和生命、信仰和毅力。

　　“陈望道和《共产党宣言》的关系,是译者和译著的关系,是战士和旗帜的关系,也是信仰者和信仰的关系。”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说。“这样一种精神和传统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传播领域得到了继承并发扬光大,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中央编译局这个重要的阵地上。”

　　用集体智慧编译三大全集

　　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史上的大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全新时代。党中央要求,不仅要高质量地翻译出版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还要组织和培养一个编译和研究相结合、个人能力和集体智慧相结合、代代相传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群体。

　　“马列主义大部头著作的翻译决非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单独地、孤立地完成的,姜椿芳同志不为名利，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马列著作的集体编译事业中。”这是中央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回忆副局长姜椿芳的一段话,其实这也是对编译局成立后一批长期为经典编译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编译工作者的真实写照。师哲、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正是在老一辈翻译家的带领下,中央编译局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三大全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完整的中文译本,从而向全世界无声地宣告了新中国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有一次翻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全局返工,因为翻译的痕迹太明显了,译文不流畅,全局为此召开讨论会,让大家都来挑毛病。这对我们教育很深,统一了译风。”1953年大学一毕业就来到编译局工作的张钟朴先生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编译局集体学习、集体翻译、集体校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又热情高涨的场面。这位几乎能把《资本论》背下来的81岁老人,曾经参加了各种版本的《资本论》翻译校订工作,至今仍然坚守在岗位,还在为这项事业尽力量。

　　“我国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中的大事”

　　1959年10月1日前,《列宁全集》一版38卷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部译完出齐。但由于这个译本完全是按照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俄文第四版翻译的,有严重缺陷。于是从1975年起,编译局开始筹划重新编译《列宁全集》。

　　1990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齐,比《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卷次和收文还要多,成为我国自行编辑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这标志着我国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达到了一个世界的高度。中央编译局近百位同志参与了这一历时15年的工程,这是一项耗费精力体力,甚至耗费生命的巨大工程,在这项工程完成后的不长时间内,竟有11位翻译家相继辞世。

　　“我们都称他是拼命三郎,走路快,吃饭快,为了节省时间,牙坏了,就在小摊上解决,始终是那种一心为事业的紧迫感,去世时才64岁。”76岁的李洙泗回忆起已经逝去18年的自己的老领导、《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设计师和组织者、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的林基洲,依然泪眼婆娑。“他这一辈子,对马列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这种信念深深融入到他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指导思想和组织策划中。”

　　“岑鼎山是最优秀的定稿员,他就靠一杯浓浓的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来提神,完成他一天一万字的校订。”年届80的杨祝华女士说起另一位倒在翻译桌上的老战友时,充满惋惜和痛楚:“他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兴趣,会唱歌,喜欢弹琴,但一干起工作就什么都没有了。《列宁全集》编完了,他的病也来了,我去看他,那个瘦的呀!”

　　就是这样一群拼了命的群体,成就了“我国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中的大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出齐时,也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这一宏伟工程无疑再一次有力地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注重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列宁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人脑子里只有工作”

　　在互联网上搜寻“周亮勋”这个名字,记者非常失望。周亮勋,国内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国际马恩基金会《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但不为人所知。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战场上,他是冲在最前面的一员。

　　以《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为蓝本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中央编译局在新世纪初期开展的最重要的经典编译工程。鉴于70卷本的全集第二版需要经过多年努力才能出齐,为满足社会各界对经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遂考虑在较短的时间内先将马恩最重要的论著加以审定,编为十卷出版,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4年,中央将其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为完成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编译局许多老同志发挥了中坚作用,周亮勋是代表之一。

　　“老周的去世是我们马列部的一大损失。”现任编译局马列部主任柴方国告诉记者,“我们这几年为了接续上他的工作,颇费心思。这次,德国两个专家来和我们讨论二版第四部分笔记卷编目,认为我们取得很大进展,我觉得老周搞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笔记卷的材料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005年,周亮勋患脑溢血病倒在工作岗位上,醒来后能记得的只有稿件和工作。“他后来好一点的时候就琢磨他的工作,人家问他你们俩怎么结婚的,他想不起来了。这个人脑子里只有工作。”周亮勋的老伴,同样是中央编译局优秀的“资深翻译家”群体中一员的周家碧女士,这样“抱怨”他。

　　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

　　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出版胜利完成,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两部文集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新时期编译局讲求团队合作、善于以老带新的又一次集体智慧的结晶。

　　顾锦屛,又一位至今坚守在岗位上的老人。“顾老师天天来,你可以随时来请教他。”年轻人们说:“他经常告诫我们,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记者让全国先进工作者、参加十卷本文集编辑和译文审定工作的柴方国谈谈自己的事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倒是应该反映一下我们现在人才培养存在的困难。”同事们则说:“他天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工作,周六日都来。”

　　“让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恩格斯的这一教导是编译局一代代编译群体永远的职守。

　　截至2011年,中央编译局共有138名长期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中央文献翻译的专家学者获得了全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成为中国翻译界最大的资深翻译家群体。

　　现任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动情地说:这是一支业务精湛、功勋卓著的翻译工作者群体,这是一个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真理而献身的群体,这是一个默默奉献、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群体。我们党的编译事业史册上将永远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

　　经过近百年编译征程,特别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先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马列主义文库》中文版21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版各4卷;《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等等。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

　　“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文本不但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所表达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衣俊卿局长说。“这种意义上的经典著作编译成就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教授告诉记者:“这些译本是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文献来源,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因此,对于翻译这些文献的专家,我非常敬重!”

　　现在,中央编译局新一代编译群体手头的任务依然繁重:有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和各种马列著作单行本等一系列工作。正如中央所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不可能一劳永逸。”

　　新时期,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继续提高和创新,是时代对他们提出的神圣使命。他们依旧默默无闻地在经典著作编译这块土地上耕耘着……(记者 薄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