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变与不变之三：叶笃初：从党章看中共治党之变

　　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 题：叶笃初：从党章看中共治党之变

　　中新社记者 符永康

　　“中共建党90年，执政超过60年，规模达8000万人。这么大的党，必须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组织管理，而党章就是其中的‘母法’，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指出，《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治党的重要依据，而随着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党章本身进行过15次修改，透露出中共基本政治理念的变化，理念又分治国理政和从严治党这两大方面。

　　叶教授认为，党章变化首先体现在“总纲”部分。1921年中共一大尚未产生党章、从二大起到1928年中共六大，党章文件只有相关组织条文内容，并无称谓总纲部分。而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刘少奇主持修改党章首次将党章组合成前半部分为总纲，后半部为条文。他指出总纲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因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对毛泽东思想充分阐述的空间，并赋予至高的法规地位。

　　“从此，党章总纲就为统一全党思想预留一个极其重要位置，中共也得以把指导自己行动的旗帜举得更高、更加鲜明。”叶笃初说。

　　参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做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曾多次参与起草党章修改的叶笃初回忆说：“当时，我们住在北京西苑宾馆，有关领导传达中央领导的意见说，新党章不要出现名字，但党内外一看都知道是邓小平的思想，甚至语言，这对党的团结统一至为重要、重要。这就是当时人们深为熟知并一致拥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5年后，即1997年2月，邓小平辞世，中共发布《告人民书》中称邓小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随后中共召开十五大，考虑到党内外对邓小平功绩的肯定和敬意，加上历史发展重要时刻强化全党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党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将党章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词改为“邓小平理论”。

　　这一举措折射出中共党内世代传承、重视指导理论的政治生态。此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2007年中共十七大则将科学发展观加进党章，并有展开论述说明。

　　叶笃初说：“中共一次次充实丰富党的指导思想，说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命力，表现出高举旗帜、与时俱进的特点。明年即将召开十八大，党章在这方面的修改完善，应当不属意料之外。”

　　对于外界关于中共指导思想会不会越写越长的疑问，年近八旬的叶教授笑着说：“我相信后代人会是很聪明、有办法的，似可不必过于担心。”

　　除了指导思想发展进步之外，中共历次党章修改还在执政理念、组织思维、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必要调整。例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被写进党章，标志着中共在“文革”之后终于确定了新的政治方向。

　　在党和人民关系方面，自七大党章起表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现行的十七大党章还增加了富有时代内涵及语言风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近年，主管党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还提出“权为民所赋”这一理念，叶笃初说：“这是对党章所载理念的展开和发挥，也是很有意义的。”

　　叶笃初认为，中共党章修改的特点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经验，后有定规。一些理念乃至做法一旦写入党章，就具有了法权意义，变成了一种促进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改革创新的动力。

　　在党内组织制度、纪律规章方面，叶笃初认为现行党章及由党章衍生的准则、条例、规定等单项法、具体法，达数百余件(不包括省级以下制定的文件)，既做足了“民主”的文章，也做足了“集中”的文章，使得民主集中制从原则到施行更加成熟。

　　“历史上，我们党有过高度集中的做法，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十二大党章提出了‘高度民主’，后来又发现办不到，又易于走向极端，故十四大党章中删掉了‘高度’两个字。”叶笃初说。

　　叶笃初同时强调，中共在组织理念及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道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党的构成、环境日趋复杂，治党的思维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

　　对于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已经改变了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点，而更像西方政党的说法，叶笃初说：“中共的历史渊源是欧洲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及其在俄国的实践；同时又是根植于中华大地之中，饱吮优秀文化传统乳汁，充满鲜明的中国性格和中国味道。当然，不会拒绝别国政党发展的经验，我们几代人都懂得‘为我所用’的道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