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喇嘛王国”的衰变

　　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政教合一的既得利益者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引子·八廓街

　　还是从两年前玛吉阿米靠窗的位置看去，黄皮肤和白皮肤的过客坐满了这三层小餐吧，窗外人流更是密集，张望的游客，热情的摊贩，虔诚的信徒，闲适的当地居民，警惕的安保人员，在窄窄的八廓街上各得其所。藏地蓝天依然澄澈无言，千年大昭寺的金顶，仍有一种如如不动的威严。

　　大昭寺和环绕其外的八廓街，是观察拉萨和西藏的一个窗口。当时是3月，现在是5月，除了季节推移释放更多的商业气氛，仅仅两年时间，并未显现多少变化。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这平衡里，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自己的熟悉与陌生。

　　大多数的历史，总是悄无声息的。不过，往往就在当事人漫不经心的时候，大变革突如其来。把时光指针拨到五六十年前，众所周知，那是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年代。而变革之前的高寒大地，至今仍披着一层斑驳神秘的面纱。

　　尽管不无神秘，却非无迹可寻。由大昭寺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背上行囊，带上文献，去寻找那逝去的“喇嘛王国”。

　　大昭寺：宗教与政治

　　大昭寺外，香火旺盛，日夜都有四面八方而来叩长头、转经的信徒。在教派林立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喇嘛意同和尚，本指修行和地位较高的佛教徒，后泛指僧人)中，它是众所尊奉的圣地。

　　主殿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正是这一佛像，使大昭寺地位崇高。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

　　大昭寺内现有一百多名喇嘛，其中几位，在二楼走廊柜台内卖纪念品。身为喇嘛做着生意，似乎还有一些羞赧，没有八廓街摊贩的推销热情，只在被问到时才开口。几难想象，喇嘛们曾掌控这片大地的命运。

　　当年那两桩政治婚姻，使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直至全民信教。宗教藉权力之手传布并不鲜见，但在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了这里长达数百年，在不同中土政权的“怀远羁縻”下，各教派在西藏轮流坐庄：13世纪有萨迦王朝，14世纪有噶举派帕竹第司政权，17世纪以后，政教大权转到格鲁派手中，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为人熟知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名号由清顺治帝正式册封，在“天朝”体制内，他是官至一品的地方大员，事实上，他拥有远超内地总督的权力与尊荣，集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于一身。在信徒们心中，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并通过转世制度代代传承。从三百多年前进京受封的五世到五十多年前外逃的十四世，共有十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在达赖喇嘛的统领下，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各级权力都由僧官与俗官分享，僧官地位还略高一筹。在底层，普通百姓见到普通喇嘛，也要摘帽、低头、吐舌，战战兢兢以示尊敬与顺从。

　　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总人口的12%，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在喇嘛当家作主的年代，出家为僧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耀，对贫苦农牧家族的孩子而言，还是一种生计所需，披上僧袍，念念经文，服上一些劳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对贵族子弟而言，更是一种执掌权力的捷径，有时只需在寺院住上一晚登记注册，便可获得晋升僧官的资格。

　　寺庙上层僧侣和僧官，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加上俗官、贵族及其代理人，总计不到5%的人口，拥有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牲畜。在1904年到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眼中，“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了一切。”

　　政教合一体系之下，崇高的大昭寺其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角色。除了清朝时一度做过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外，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源泉。达赖喇嘛在此剃度、受戒，参加大法会，但其真正的权力中枢，在高高的布达拉宫。

　　1939年冬，来自青海藏区的农家小孩拉木登珠便在此剃度，改名丹增嘉措，随即被送到布达拉宫供为新主人，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时他还不到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