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重灾区夹金山下穿越世纪的传奇故事

　　　　新华网成都５月９日电题：雪山作证——汶川地震重灾区夹金山下穿越世纪的传奇故事

　　记者李柯勇、丛峰、张汨汨

　　假如雪山能言，它一定会讲述这段穿越世纪的悲壮与柔情——

　　１９３５年夏天，一支伤痕累累的红军队伍在四川西北部的夹金山下被敌人逼入了“绝境”。这座大雪山自古以来几乎无人逾越。敌人甚至停止了追击，环伺山口，坐等对手集体灭亡的消息。

　　是山下的穷苦百姓让这支军队绝处逢生。那些曾经备受欺凌的牧民、农民、手工业者倾其所有，支援了这支“穷人自己的队伍”，帮助他们穿越死亡，为新中国保留了最具生命力的火种。

　　这就是影响了２０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艰难行军——长征！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翻越的大雪山！夹金山，从此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７３年后，新世纪的第八年，汶川大地震撼动了夹金山，山下广大地域顿时成为重灾区。得知灾区百姓受难，一条深藏已久却从未间断的精神血脉开始奔涌。

　　２００８年６月，恰在当年红军中央纵队翻越夹金山的相同季节，曾是“红色中国”中心所在地的江西省、邓小平故乡四川省广安市分别领受了对口援建夹金山麓灾区的任务。此后３年，雪山下再次上演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史诗般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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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往事历久弥新

　　记者来迟了，夹金山下直接帮助过红军的最后一位老人去年离世了。但许多人都能讲出一串从祖辈、父辈那里听来的红军故事。大半个世纪之前，红军初到时，带给当地群众的并非惊喜。

　　“听说当时大家都害怕。”四川宝兴县硗碛藏族乡７３岁的日乌说，“那时谁都没见过红军，只听说个‘朱毛’，也不晓得是啥子，很吓人。还听说红军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吃人肉!”

　　１９３５年的川西地区还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在土司、头人、地主、军阀的重重压迫下，百姓深陷贫困、封闭之中，对所有外来力量都感到恐惧。后来才发现，红军和跟他们以往见过的所有军队都不同。

　　“红军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补丁摞补丁。脚上打满了血泡，穿着草鞋，缠着树皮。人很瘦，很多人都是皮包骨头。”硗碛乡７７岁的扎斯满说，“可是对人很客气，一进村就帮乡亲扫地、劈柴、挑水。”

　　“他们要的什么都给钱。”这是日乌的父亲对红军最深的印象，“做火把砍一根竹子，给一个铜钱，没钱就给一碗面或大米。吃东西、住宿都给钱，拿一根针也给钱，一分一厘都不差。不像白军，杀了我们的耕牛也不给钱。”

　　四川小金县日隆镇的明家至今珍藏着一枚五角星状的银制头饰。１９３５年一天早晨，红军离开时，明家爷爷发现窗台上有张纸条，上头压了一块银元和一根折断的捻羊毛用的细竹竿。纸条上写着：“老乡，很对不起，我们的一个战士把你家纺线的工具折断当筷子用了，又烧了你们家的柴火，现在留下一块银元赔给你。这是红军的纪律，是红军给你们家的钱。”

　　明家深受感动，请银匠仿照红军军帽上的五角星，把银元打成了一个藏族头饰顶盘，从此成为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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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金山下的穷苦百姓深信，他们盼了千百年，真的盼来了“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于是，他们决心帮助红军翻过夹金山。

　　夹金山主峰海拔４５００多米，当地人称“神仙山”，意思是只有神仙才能飞过去。当地群众说，当年白军的飞机都飞不过山，红军就站在山上一座白塔旁俯射脚下盘旋的飞机，一边打一边喊：“有种你飞上来呀！”

　　记者的越野车在水泥盘山公路上吃力地爬行。山路曲折回环，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路旁就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当年根本没有路，难以想象穿着草鞋甚至光着脚的红军是怎样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中央红军多数来自炎热潮湿的华中、华南地区，他们穿着单衣上了雪山，没想到爬座山也会死人。可当地百姓知道这座山有多危险有多寒冷，纷纷给红军送干粮、煮辣椒水，还派十几个人给红军背粮、领路。即使如此，一场比战斗更加惨烈的灾难还是很快降临了。

　　硗碛乡村民泽良的父亲热儿伊做过红军的向导，他的讲述让人至今心有余悸：刚到半山腰，突然起了大雾，随即下起了雨，转眼又变成了暴风雪。许多红军冻僵了，滑倒后飞落冰崖，瞬间没了踪影。

　　雪盲，缺氧，红军战士们很快体力透支。有人实在走不动了，一坐下去就再没起来。一个战士看见一块盖满白雪的大石头，想靠着歇口气。一碰，“石头”倒了，原来是已经冻死的战友的遗体。不少担架员不愿丢下在作战中负伤的战友，结果自己活活累死。千辛万苦到了山顶，又劈头砸下来鸡蛋大的冰雹……

　　自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起的７天里，在铅云密布的天空下，在呼号咆哮的风雪中，在连绵高耸的巨峰间，红军指战员互相搀扶，连成一条纤细然而顽强的长线。此情此景，凝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一幅经典而又悲壮的画面。

　　热儿伊一直把红军送到山顶。临别时，红军送他一匹马、一支枪。随后，为逃避白军的搜捕，他在荒凉的大山里躲了整整两年。与其他乡亲相比，热儿伊还算是幸运的。很多为红军提供过帮助的乡亲被白军残忍地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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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泽良的记忆里，他的父亲从未后悔过。此后多年，他经常这样告诉儿女们：“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那么能干的军队。连大雪山都能战胜，这群人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

　　当时热儿伊并不知道，那支军队里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名动世界的中国领导人；他没有想到，那支军队里有１５人２０年后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和大将，有４３年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当然，热儿伊也无从知晓，翻过夹金山后，红一、四方面军在小金县达维桥会师，随即在群众提供的一座关公庙里召开了意义深远的两河口会议，奠定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基础。历史已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正确方向。

　　而从此，热儿伊和他的乡亲们心底萌发了世代不曾有过的希望：世上可以存在一种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每个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一群人可以改变人间一切不公，他们的名字是——中国共产党。

　　一根“生命线”穿透岁月

　　岁月如歌。数十年间，夹金山下的人们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历史变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夹金山上终年积雪的景象已然不再。

　　改革开放后，这里成为川西著名旅游景区。每到１０月，五彩斑斓的秋叶美得令人心醉，大量游客给乡亲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翠林之间，淙淙溪畔，人们过着忙碌而恬静的生活。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撼动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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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下午，硗碛乡嘎日村６３岁的色朗姆正在山坡上照看牲口。一阵剧烈的摇晃，他眼看着自家的房子散成了一片瓦砾。站起来，眼前让他惊骇：附近８７户人家的房屋全部倒平了。

　　汶川地震，夹金山南坡距震中直线距离仅４０多公里的硗碛乡１１５６户农户受灾，４５３户完全失去栖身之所。北坡距震中６４．４公里的小金县，伤亡失踪４６５人，７．９９万人受灾，４５４４户农房倒塌。

　　亿万国人的心都被灾区的惨烈震撼了。江西省泰和县老红军王泉媛，这位９５岁的老人连续几天坐在电视机前，潸然泪下。灾区正是她曾经爬雪山的地方。震后第十天，她让女儿用轮椅把自己推到县委机关，向灾区捐出了１０００元“特殊党费”。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一个老红军，捐点款表达我的一点心意，祝他们早日建设好家园。”

　　当中华民族面临灾难时，一种深沉的情愫穿过漫长的时光，再次激荡在国人心间，形成了连接灾区与祖国各地的无数条“生命线”。

　　此时，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路线成了抢险救灾的“生命线”。通往震中的大道路面被埋，桥梁垮塌，大批救灾物资无法输送。而翻越夹金山的省道２１０线受损较轻，成为通往汶川等极重灾区的唯一通道。一时间，沉寂已久的夹金山上挤满了四面八方赶来的人流、车流。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傍晚，后来在抗震救灾中闻名遐迩的济南军区“铁军”师先头部队千里奔波，途经硗碛附近的蜂桶寨，准备搭锅做饭。忽有当地村民闯进营地，强行拆了他们的锅灶，说：“你们来救我们，怎么能让你们自己做饭呢？！”官兵百般谢绝都不管用，村民们很快作出分工，谁家蒸饭、谁家炒菜，用自家废墟里抠出来的腊肉、大米、蔬菜为子弟兵做了一顿“接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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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晨光初露，部队起床时惊讶地发现，村民已经煮好了稀饭、鸡蛋，抬到营地守候。村民说：“以前我们帮助过红军，现在帮你们也是一样的。”

　　朴实的话语冲击着“铁军”柔软的心。官兵们无以为报，于是在向灾区深处开拔时齐声高唱军歌，感谢乡亲的盛情：“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歌者、听者无不热泪盈眶，血脉贲张。

　　历史往往有戏剧性的巧合——

　　有研究显示，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７日，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随中央纵队从硗碛出发，翻越了夹金山。此前他的马累死了，其他人还能拉着马尾巴上山，而他只能靠喝着老乡为红军煮的辣椒水一步一步翻越大雪山。

　　７３年后，也是６月１７日，四川省决定由广安市对口援建硗碛乡。几乎同时，江西援建者准备进驻小金县。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烈日当头，嘎日村嘎日组的村民正一锹一镐地干活。这个地处高坡的村民组是硗碛乡受灾最重的区域，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下，重建家园所需的建材无法运送。村民们决定自己修一条通车的简易公路。

　　这时，山下来了一群人。车开到一半走不动了，他们下来跟村民一起搬石头。一个脸上晒脱了皮的中年人一边抹汗一边问：“老乡，你们搬石头做什么？”

　　“修路。不修路就没法盖房啊！”村民回答。

　　目睹村民不等不靠开展自救，中年人眼睛湿润了。他略一沉吟，说：“我们再投１０万块钱，帮你们修路。”

　　村民们呆住了，这才知道，这群人来自广安，说话的是广安市委书记王建军。他又说：“当年，红军在硗碛翻越大雪山，为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到硗碛，支援灾区恢复重建，仍然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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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交融让精神世界得到升华

　　１９３５年，红军解救了小金县藏族姑娘姜秀英。这个穷苦人家的女儿１５岁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她动员母亲和妹妹一起参加了红军。过雪山时，她脚趾被冻伤，后来又撞断了趾骨。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生生砍断自己的脚趾，抹上草木灰，硬是跟上了队伍。

　　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坚决地跟红军走，她回答：“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解救穷苦百姓。”

　　在汶川地震之后的３年援建中，群众说：红军又回来了！

　　发生在援建队伍之中的动人故事太多了——

　　广安援建前线指挥部工作人员杨海燕长期坚守灾区，两年内三次推迟婚期。

　　广安援建者住在受灾群众家里，从没接受百姓一顿吃请，住宿、饮食都严格按标准结算，不占百姓一分钱便宜。

　　江西援建现场指挥部指挥长陈俊卿前后４０多次翻越夹金山，几乎每次都遭遇飞石，车子被砸得坑坑洼洼。

　　江西援建副指挥长郭新宇一次过山时，车辆翻入边沟，被困在寒冷的大山之中一整夜……

　　在整个地震灾区，对小金县的援建以“四最”闻名：海拔最高、运输最难、工期最短、条件最苦。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地势险要的美汗公路。

　　这条路施工现场最高点海拔４９１６米，是全国援建灾区中海拔最高的项目，当地人称之为“天路”。今日踏上“天路”，无人不为建设者的壮举而惊叹。一侧是陡峭悬崖，一侧是不见底的山涧，很多路段是吊着绳索在刀削斧劈般的万仞绝壁上抠出来的。可以想象建设者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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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初开始援建任务后，来自平原地区的江西施工队经受了堪比红军爬雪山的严峻考验。白天，高原炫目的阳光裹携着强紫外线烧灼着皮肤，顷刻间又变成了鹅毛大雪；夜晚，气温骤降至零下２０摄氏度，简陋的帐篷根本无法抵挡寒气的侵入。机器冻住了，只能烧热水慢慢化开。海拔太高，米饭用高压锅都煮不熟。

　　高原反应本身就是一项极限挑战。很多工人头晕、胸闷、心慌、恶心、低烧、血压升高。由于缺氧，工人们经常失眠，只好聚在火堆旁靠讲故事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有一次，他们正睡着，一场大雪把帐篷压垮了。大家挣扎着爬出来，搓着冻裂冻肿的手脚，欲哭无泪……

　　盼望这条走出深山的路，小金县汗牛、窝底、潘安三个乡的村民已经盼了上百年。他们把援建者当成亲人，从家里拿出最好的土豆、腊肉、青稞酒送到工地上。村民大多只会说藏语，双方语言不通，可往往一个微笑就表达了一切。

　　在小金县美兴镇马桑村，６４岁的唐福珍的父亲是当年红四方面军战士，而她的老伴陈耀礼祖籍江西，老两口对江西援建者格外亲热。３年里，在苹果成熟的季节，身材瘦小的陈耀礼每周都从自家果园挑选一筐苹果，吃力地背着，步行半个多小时送到援建指挥部。指挥部的同志一再劝阻，但他始终坚持着。他的话让人鼻子发酸：“等援建结束你们撤离了，隔着千山万水，我就是想送都送不到了。”

　　去年１０月，刚结束援建返回江西的美汗公路监理沈小三被确诊为癌症。消息传来，汗牛乡足木村很多乡亲哭了。他们都记得那个戴副大眼镜、有点胖、爱开玩笑的工程师，记得他在海拔近４０００米的工地喘着粗气爬上爬下的情景。

　　“我看他一直嘴唇发黑，没精神，还以为是高原反应，没想到他有病。”足木村老支书戈尔喜内疚地说。生活本不富裕的村民自动发起捐款，凑了两千元钱，跑了几十公里山路赶到邮政所，流着泪寄往江西。

　　记者采访过的每一位援建者，几乎都表达了一个心声，３年援建，与夹金山下淳朴百姓的交融让他们自己得到了一次精神世界的洗礼和升华。

　　“为什么当年百姓拥护红军？就因为他们从没见过那样的军队，当兵的不欺负百姓，当官的不爱财，心里装的不是私利，而是天下劳苦大众。”已回到广安市发改委工作的杨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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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牺牲凝聚力量

　　“达维乡冒水村刘树清，全家大小都积极协助红军找地主土窖中的藏粮，后遭反动民团头子何光海匪徒袭击，刘树清和他妻子及女儿惨遭杀害，不满１４岁的儿子刘忠富跳崖逃生。”这是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馆资料中的一段记述。

　　在这间纪念馆里，小金籍红军烈士的名单贴满了整整一面墙壁：有的被匪徒杀害，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更多的是参加长征后再无音信……

　　看了这些，江西援建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凌卫感叹：“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党和群众用鲜血换来的。”他没有想到，整个汶川地震灾区３年援建中最惨烈的一次牺牲即将发生在他的团队中。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７日凌晨１时５０分，暴雨如注。

　　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大轰鸣把汗牛乡数百村民从梦中惊醒。在足木村东侧的热希沟里，一场６０年未遇的凶猛泥石流爆发了。

　　当时的景象是美汗公路施工项目部班长夏启龙终生的梦魇：１０米高的泥石巨浪，裹携着大小石头顺着山沟倾泻下来，仿佛张着黑洞洞的大嘴。

　　夏启龙拼命地逃了出来，工棚、汽车、挖掘机都被吞没了，来自江西上饶的５位援建工人在泥石流中失踪。

　　汗牛、窝底、潘安三个乡的数千名群众迅速赶到了现场，与公安、武警、民兵部队一起展开了拉网式搜索。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近乎疯狂的人群，踩着烂泥、石块、杂木，跌跌撞撞地四处寻找。无数条手电光穿透了漆黑的雨幕，呼喊声、哭泣声盖过了雷电的轰鸣。

　　上午１０点多，人们发现河对面的灌木丛里躺着一个人，两个民兵立即蹚着混浊湍急的河水奔过去。砍开杂乱的树枝，眼前是一张伤痕累累而仍显稚嫩的脸庞，身体已经僵硬。死去的是一个名叫郑军的小伙子，年仅１９岁。用白布小心翼翼裹好的遗体抬到岸上，聚拢过来的人群中响起一片抽泣声。

　　沿着３０公里长的汗牛河道，数千群众昼夜不停地搜寻了１２天。一个老人找一会儿就停下来哭一会儿。偶尔发现蛛丝马迹，人们就用手去抠，指甲渗出了血，泪水和汗水一起滴在泥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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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踪者早已没有了生还的希望，但乡亲们仍不愿放弃：“死也要见尸！他们这么远来援助我们，不能就糊里糊涂地没了，我们怎么面对他们的亲人？”

　　一个月后，５具遗体终于全部找到。

　　亲历援建战友的生离死别，再次触摸红军遗迹时，凌卫心中平添了许多厚重。他说：“当年，为了天下百姓获得解放，革命先烈人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最终获得了战胜一切艰险的力量。”

　　幸存的援建工人擦干眼泪，继续开山修路。而乡亲们把他们安顿到了自己家中，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再出去住帐篷了。

　　这年冬天，美汗公路初具规模，在白雪覆盖之下宛如一条银色哈达，哀伤地躺在崇山峻岭间。乡亲们在公路旁竖起一块由巨石雕成的铭文碑，以纪念５名江西遇难工人。石碑立在一处悬崖边，下临苍松翠柏，面对美丽雪山。

　　２０１０年清明节，乡亲们身着民族服装，在纪念碑前席地而坐，点燃了肃穆的桑烟和摇曳的香烛，用当地藏族最隆重的礼仪祭奠亡灵。人们吹响了长长的莽筒，低沉浑厚的声音在山野间久久回荡。

　　今年６３岁的戈尔喜说：“我已经老了，但我要告诉子子孙孙，曾经有５位远方来的亲人，像红军一样和我们一起战斗，为我们牺牲。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坎迈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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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大河浩荡奔流

　　２０１０年底，震后重建的新房陆续落成了，公路通了，失学的孩子回到了课堂。色朗姆连摆了三天宴席，宴请乡亲们。

　　在他家旁边的空地上，围着通红的篝火，几百村民通宵对歌、跳锅庄，年轻人还跳起了街舞。色朗姆舞跳得不好，他就不停地跟大家碰杯，杯中是加了蜂蜜和白糖的玉米酒。很多人醉了，干脆露天睡在温暖的篝火旁。

　　人们没有忘记援建者。嘎日村手最巧的女子班迪挑选了２０多种彩色丝线，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织成两条藏式宽幅腰带，上书“永感援建恩”。援建队伍撤离时，乡亲们开车追到宝兴县城，把腰带送到了援建者手上。

　　在小金县两河乡大寨村，６０岁的贡嘎杨杯至今还保存着一把锈迹斑驳的步枪刺刀，那是朱德总司令长征时赠给他爷爷阿桑的。

　　当年红军住在他家，阿桑请朱德吃手抓肉。把酒言欢之际，朱德讲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阿桑当过清朝的千总，世代承担着保家卫国的职责。一谈起抗日，他血管里英雄豪杰的鲜血顿时沸腾起来。多年后，阿桑还念念不忘与一位大英雄交谈到深夜的痛快。

　　汶川地震后３年间，陈耀礼经常在家里招待江西援建队伍。这个爱酒的老头一喝就醉，醉了就哭，就笑。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的记忆。

　　自从援建者到来后，他就再没卖过苹果，心里盘算着一个长远计划。除了送最好的苹果给援建指挥部外，他把其余的都晒成了干。５公斤苹果才能晒半公斤果干。３年中，他竟攒了２５０多公斤苹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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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０日，指挥部同志撤离前来陈家告别，陈耀礼早已把他攒下的苹果干分成了１７大包，并往指挥部的越野车上装。援建者推辞不掉，只好帮他装。最后说：“老陈，实在塞不下了。”陈耀礼哭了，强硬地说：“塞不下也得塞！当年红军都不拒绝老百姓。”

　　硗碛乡泽根村泽亮的母亲曾是夹金山下最后一位给红军带过路的老人，她会讲年轻时从红军那里学来的湖南话：“老乡们不要怕，我们是朱毛的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去年，她念叨着这句话离开了人世。

　　今年读小学五年级的张曼已经会讲好几个红军爬雪山的故事了。这个嘎日村１２岁的藏族小姑娘地震时曾以“投篮女孩”出名。在一张拍摄于２００８年５月的照片中，张曼在帐篷旁的简易篮球架下，举起一只被砸瘪的篮球，使出全身力气向上抛起。蓝天下，夕阳中，她的影子长长地伸展在草地上。

　　中国作协主席、作家铁凝看到这个画面后，深情地写道：“山脉在远方延绵，脚下是未除净的瓦砾，什么也不能阻挡孩子和篮球在那一瞬间相互的专注。我看到了生的希望，也感受到希望的再生。”

　　夹金山下，曾因红军２２勇士飞夺泸定桥而闻名的大渡河折向东南，注入岷江，穿过地震灾区，最终汇入长江和大海。采访间隙，记者几次伫立河边。问世间何为永恒？河水无言，依旧滚滚奔流，穿透岁月，历尽沧桑，日夜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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