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机制公信力缺失，社会进入“摇号时代”

　　据《北京晨报》4月22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医院的负责人近日表示，该医院已开通产科专家号的摇号平台。之所以要摇号看病，是因为“网上预约挂号”长期受“黑客”垄断，摇号对真正的患者比较公平。摇号看病、摇号上学、摇号买房、摇号买车上牌，最近某高校甚至摇号分配图书馆座位……近年来，摇号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个领域，几乎干什么都需要摇号。（中国青年报4月28日）

　　虽然摇号采用率越来越高，除了滋长赌博心理外，并没有令我们感到离公平更近。一板子拍死摇号的意义并不可行，但摇号分配机制之所以被过度拔高，除了有舆论所指的懒政嫌疑外，很难说没有分配机制公信力缺失的更深层次问题。

　　以公众关注度极高的保障房分配为例。近年来，许多地方分配保障房亦采用摇号之举，但尘埃落定之后，常常发现原本定向分配给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居然也会流落至权贵阶层。正是出于对保障房分配结果的忧心，茅于轼甚至提出了廉租房不建厕所的“伪建议”，用意无非是以此“逼”走权贵阶层。

　　要说，写在纸上的保障房分配规定详实具体，但付诸现实后，往往又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特殊情况”，使原本理论初衷不错的政策，结果沦为权贵掩人耳目的游戏。调过头来看，倘若权责部门严守保障房申报资格，一方面借此更大限度挤出保障房分配中的“水分”，腾出更多住房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凭借其不偏不倚的公信力，将保障房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贫弱群体。当然，如果分配机制不敢碰硬，自然难以塑立社会公信力，也就难以赢得公众的鼎力支持与执着信任，最后只能将命运的定夺，交给几个标识简单的色子。

　　面对屡见不鲜的摇号现象，资源短缺是最容易被提及的话题。不过，这与摇号并没有铁定的因果联系。我们不妨看看香港的公费医疗制度，同样面临医疗资源紧张的困局，香港公费医疗就诊等待时间往往很长，除非病情紧急。尽管如此，香港也只是按病情轻重缓急，安排患者就诊顺序，并非采用摇号这样原始的分配办法。这样科学、人性的举措之所以得以落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昂的违规成本。香港的公屋制度与内地保障房制度类似却不摇号，香港高等法院前大法官李栢俭及其妻子就曾因隐瞒近200万港元的巨额资产以骗租公屋，被判处入狱11个月（理财周刊2008年3月19日）。相比之下，一些地市对保障房分配弄虚作假现象的处理，要么仅处以5000元这样的皮毛之罚，要么干脆仅以批评教育式处理糊弄公众眼球。

　　某种意义，摇号就像历史上西方人的简单决斗，看似浑身侠肝义胆，实际又难免自伤，因为最应该得到的未必就具备胜出的运气。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特别是社会遴选分配机制不断改进，更趋科学合理，像决斗这种只能甄别体格强者的愚昧选择方式，最终被淘洗出历史的舞台。

　　人类与一般动物最大不同之一在于秩序，而非靠掷色子的机率来决定命运。秩序越具公信力，公众越会尊崇，摇号这样的原始公平便越不可能霸占资源分配的鳌头。（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