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民强奸百余留守妇女的制度性悲情

临泉县白庙镇净堂村装有摄像头。临泉县在395个村都安装了视频监控。

　　3月31日，一名妇女在做工。男人们外出打工，当地很多盖房的工地上都有女人在干活。

　　3月30日，安徽临泉县白庙镇卞庄，几名老人在聊天。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下妇女、老人和孩子。

　　根据安徽临泉县警方调查，当地一名农民戴庆成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家中无青壮劳力，这些妇女不敢抵抗，同时因社会压力，也不敢报警。青壮劳力外出务工是中国农村普遍现象，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加强农民防范能力，维护农村社会安全？安徽临泉警方做了多种尝试，但遇到种种难题。（4月18日《新京报》）

　　凡是有过乡村生活的人都知道，这种强奸案只是乡村残酷叙事之一种，而媒体报道的这一起，更为惊心动魄，更让人悲愤无语。其特点有三，其一，受害人数多，嫌犯强奸116人，38人未遂；其二，嫌犯残忍，曾当着婆婆面强奸儿媳、当着母亲面强奸女儿，甚至还强奸一个怀孕6个月的妇女；其三，嫌犯犯罪时间持续长，违法持续接近17年之久，而受害者不敢声张，忍气吞声。

　　在谴责和痛恨嫌犯戴庆成无耻、残忍与嚣张之余，我们更应该将目光投向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受害者，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妇女。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占留守人口的54.2％。留守妇女如此之多，还有多少伤心事不为人知？

　　一般来说，农村留守妇女面临多重生存危机。正如专家所总结的“三重”、“四少”、“五偏”。所谓“三重”，即体力劳动重、抚养任务重、精神负担重；所谓“四少”是社会活动少，世面见得少、经济开销少、夫妻见面机会少；所谓“五偏”，指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教育子女能力偏差、与老人关系偏差、身体及心理状况偏差。在这种语境中，农村留守妇女遭受一些疑犯的侵袭，事实上就是一种必然。一些无良之徒，虎视耽耽，乘虚而入，有的是动手动脚，有的是言辞挑逗，还有的是言语威胁，更不乏暴力攻击。

　　时时处于暴力裹挟与性侵犯中的农村留守妇女，看起来只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悲情叙事，实际上，这深刻地戳中了体制软肋，即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农民权利贫困。

　　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直接把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由于城市发展具有抽水机效应，优质资源过多地向城市倾斜，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悬殊，而农民靠简单种地，无法发家致富，甚至难以解决温饱，为此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家人到城市打工。到城市打工，又往往不可能全都挈妇将雏，一是家里老人、孩子需要照顾，二是就是把孩子带到城市，也难以为孩子找到合适的教育机会，因为农民工无法享受正常的市民待遇。正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所称：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工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

　　到城市里务工，却无法真正享有市民待遇，正说明城乡二元体制之弊。这种城乡二元体制的危害在于，一是使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这在城市里体现十分明显；二是使留守儿童处于荒芜状态，甚至坠入犯罪深渊，一份来自广东三大监狱的调查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留守农村无人看管。换言之，他们年少时曾是留守儿童。三是，留守妇女受到侵害；四是老人无法得到有效赡养。五是，农民发展缓慢，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公共服务，都无法尽快像城市看齐。

　　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如果说留守老人的问题主要在于供养关怀，留守儿童的症结在于教育成长，那么，留守妇女的矛盾则是家庭负担的沉重和婚姻生活的缺失。所有这一切，都是城乡二元体制之祸。是时候尽快、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了，是时候弥补城乡发展鸿沟了，是时候还原和充实农民、农民工权益了！（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