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一棍子打死北大思想会商制

　　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3月25日《西安日报》）

　　学业会商本来是个挺中性的词语，但一旦和“思想偏激”联系一起，就让人油然而生警惕之感。平心而论，对北大的学业会商制度，不宜添加先入为主的偏见。一方面应该看到，学业会商的对象不仅仅是思想偏激的学生，还包括学业困难、心理脆弱、经济贫困、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多类学生，独独将思想偏激抽出来，然后将其放大，无疑有标题党之嫌疑。

　　另一方面，即便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也并无不可。众所周知的马加爵事件，并未淡出人们的视野，马同学三天之内连杀四名同窗，尽管有多重因素，但与其思想偏激分不开，如果其辅导员或者相关老师，对其多一些关爱以及进行基本的心理救济，马加爵的悲剧或可避免。令人痛彻入骨的是，马加爵之后，不少思想偏激的大学生依然缺乏必要的心理辅导，他们要么自戕要么伤人，药家鑫事件无疑是新的佐证——这名自幼学习音乐的高材生，在其同学眼里“极端的自私和狭隘”。

　　基于此，我们不必一见到会商制度就忿忿不平，一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就哀叹连连，然后贴上种种愤怒的标签。其实，思想偏激有两种，一种是激进、个性张扬、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一种是偏执、极端、自私、固执、钻牛角尖。前者与性格无关，多是年轻人所应有的朝气蓬勃，后者则与性格有关，是一种心理扭曲的极致反应。若是前者，北大不仅不应该会商，反而应该鼓励和倡导；若是后者，北大多进行一些会商，并无不可。

　　笔者注意到，尽管北大方面没有明确给思想偏激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相关人员的言辞挺“偏激”。比如，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认为，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把这样的学生纳入偏激的范畴，令人错愕。饭菜涨价了，学生有权利说不，有权利抗议，也有权利批评，这样的学生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岂能将其称之为偏激？如果这样的行为是偏激，那放眼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偏激，因为我们都发过牢骚，都对物价上涨表达过不满。

　　还有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这样的言辞令人备感悲哀，批评北大算不算诋毁？即便是诋毁就该送到疯人院？说出这样言辞的学生是不是更偏激？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有一句名言，“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她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学校骂自己的母校，天经地义，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怎能把批评自己的母校当做诋毁？

　　北京大学曾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名满天下，在蔡元培时代，既有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陈独秀，也有不无“偏激”的鲁迅，这些人倡导新文化运动；还有思想保守的辜鸿铭、刘师培，据说辜鸿铭拖着长辫子讲课。惟其兼容并包，才铸就了北大盛名，才培养出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学子。于此而言，学生思想偏激一点不是坏事，怕就怕学生一脸暮气、毫无个性，因为大学本来就多元、开放、宽容、民主。

　　一言以蔽之，笔者认为会商制度并无不妥，对思想偏激的学生有必要会商，但前提是弄清楚何为偏激？如果是个性张扬、有权利意识的偏激，就不必会商；如果是偏执、极端、自私的偏激，会商会商绝非多余。当然，无论怎么会商，都不能变成钳固学生思想的学衙。（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