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群体呈扩大趋势 "赢家通吃"侵蚀公平竞争

　　调查说明

　　调查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

　　调查时间：2011年2月13日至2月18日

　　有效样本量：1000个调查范围：全国5个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

　　抽样误差：5%

　　样本构成：男女比例50.1%与49.9%；年龄结构：15～24岁占18.3%，24～35岁占36.5%，36～50岁占35.2%，51～60岁占10%；学历结构：高中及以下占9.2%，大专占23.1%，大学本科占59.6%，硕士及以上占8%。

　　只有实现社会公平自由的阶层流动，才能让每一个公民怀着自己的梦想，去成就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梦想

　　不久前，一位网友题为“我想为徐深海要个编制”的帖子引发社会热议。徐深海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环卫所清粪队队长，201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可他还是一名临时工。

　　如果徐深海有了编制成为了正式工，他不但每月可增加收入近1000元，而且福利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但润州环卫所负责人向媒体表示，获得正式编制需要区委编制办同意并核发，“难度非常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变动，统称为社会阶层流动。那么，目前阶层流动固化程度如何？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的原因何在？哪些人最有可能沦落为社会新底层？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现状，《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月13日至2月18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从整体来看，58.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仅7.5%的被访者认为机会很多。仅有38.8%的被访者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改变命运，50%的农村户籍被访者相信该观点，比例远远高于城镇户籍被访者。

　　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少

　　今年36岁的张先生，是北京某机关的一名处长，来自于湖南省南部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8年前，他考上了北京某名牌大学，从此命运发生了逆转。然而，近年来，他已成了家乡人眼里的一个传奇。

　　“在老家，现在每年能为子女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家庭并不多。”张先生说，“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小。因此，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就去读技校学手艺，或外出打工挣钱。”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高考全国弃考人数接近100万，而2009年弃考人数达到84万。有观察人士称，除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客观原因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成了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古至今，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社会底层群体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比如，1978年恢复高考，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众多贫寒子弟就通过高考跻身社会上层，这不但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智力支撑，也成就了中国当今的生机和繁荣。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却感到社会阶层在日趋固化，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似乎也更困难了。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受访者反映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而接近六成被访者认为自身尤其是外界存在太多障碍，信心不足，尤其城镇户籍被访者认为通过自身努力向上流动障碍重重。

　　同时，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4.4%的被访者认为受到“靠关系找工作”的影响，一线城市“社会关系”对就业的影响甚至高于二线城市，而且越是高学历人群，越发感受到遍布周围的“社会关系”网对自身就业的威胁。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社会阶层虽有一定的固化趋势，但也要客观地看到，现在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流动的制度设计，一些中低阶层的人士，也通过此途径实现了向上流动。”

　　那么，为何多数受访者认为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呢？胡仙芝分析，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流动的过高预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与社会不公平的广泛存在致使这些制度设计失去有效的执行有关。可以说，目前“阶层固化现象”更多来源于公平的缺失和人们社会期望的失落。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涉世未深的90后对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命运的热情，比前辈们高涨得多，61%的90后相信自身“奋斗”，而80后70后中，44.6%的80后愿意相信“自身努力可以叩开理想之门”，认同该信念的70后，仅有34.3%。

　　对此，社会学研究专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迁，70后和80后已逐渐成长为社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成为社会财富的持有者和社会主力人群。现实中，由于社会机会不均等，让这两个人群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个体弱势感和不安全感。”

　　底层群体呈扩大趋势

　　按社会学者观点，以不同的标准，可把人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按权力、财富、学识、声望，等等。

　　早在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次发布《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就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等。

　　当前，对于对底层社会包括哪些群体，学界尚无定论。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众眼中的社会底层群体形象，指标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低收入，居无定所；缺乏各项社会保障；自身权益难以维护，利益表达机制不畅。

　　“当下中国，原有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不少中产阶层一不留神，却极易沦落为新底层，底层人群有不断扩大趋势。”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举例说，“比如不少白领在高房价下，一夜之间负债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77.5%的被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比例有扩大的趋势，而且高学历被访者的态度更不乐观，80.1%的本科及以上被访者认为底层人群的比例还会扩大。

　　从目前情况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被普遍视为稳定性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社会。在发达国家，“社会中间阶层”也能占其全国人口比例的40%至50%左右。

　　而根据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研究，中国还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量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倒丁字形”结构。

　　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不少人还存在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担心自己在社会转型中沦为新底层。那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贫困的农民、下岗失业者等)，哪些人群最有可能沦为社会新底层呢？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65.1%的被访者认为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可能沦为新底层，50.6%认为是失地农民/被拆迁户，50.2%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基于对自身困境的感触，年轻一代更具危机感，67.5%的80后认为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有可能沦为社会新底层。这一点通过学历背景的维度也可得到认证：高学历群体认同该观点的比例更高，67.6%的本科及以上被访者认为大学生群体可能沦为新底层。

　　本次调查数据还表明，80后高学历人群自我定义社会新底层的倾向性非常突出。“主要原因是他们通过‘奋斗’实现成功的梦想太难照进现实，而不得不感同‘蜗居’和‘蚁族’的身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鲁照旺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

　　在鲁照旺看来，“蚁族”现象虽不代表所有大学毕业生的现状，但却是多数大学生期望通过知识和学历来改变命运，可又因为缺少资源而难以突破社会阶层固化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当前城市中的‘蚁族’，境况甚至比在农村有房的农民或农民工还差，后者至少还有地有房，前者的处境则更艰难。”鲁照旺认为，“在社会日益固化的阶层壁垒的夹缝中，高学历‘蚁族’奋斗数十年，也未必能和官二代、富二代们拥有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相比。”

　　另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到中国农民工总数的60%。

　　有受访专家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认同障碍、社会族群歧视和价值观差异等难题到新生代农民工这里并未获得明显改善。

　　沈友军说，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还普遍受到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的“三低”困扰，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即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可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沦为社会新底层的主体。”沈友军表示，“由于掌握社会资源少，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