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点评前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 展望十二五

　　四位经济学者点评前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 展望十二五

　　第三次历史性转型

　　时钟拨回到1953年，在这一年，第一个举国发展目标“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诞生了。自此之后，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不断调整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直至今年，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启。

　　在此前所经历的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中，在探索前行的路上，纲要也从“计划”变成了新趋势下的“规划”，已经完成的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就像十一级台阶，见证了成绩、危机、转折与成功。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纲要内容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循序渐进中，每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又表现出怎样的关系？

　　回眸

　　计划经济下“一五”执行得最好

　　■点评人 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从1953年开始，共制定和实施了十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曾作为副主编参与编写过《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董志凯表示，这个计划从1951年2月着手准备，边制定，边建设，中间经过多次补充和修改，反复论证，数易其稿，历时4年半。“在既无经验又缺乏相关统计资料和专业人才的情况下，编制出一个比较符合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五年计划，其难度可想而知。” “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49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及完成与此相关的12项具体任务。

　　董志凯认为，虽然在“一五”计划已执行了两年半之后才最终定稿并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但是“一五”计划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编制和执行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一五”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到“一五”的最后一年，原定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雏形。

　　四个五年计划未曾谋面

　　董志凯表示，在已经实施完成的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中，有四个计划却一直没有正式颁布，“‘二五’到‘五五’计划都因为中途变化太大而未经全国人大通过、未正式颁布。‘一五’计划制定时间虽然长，但反复不大，但是其余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都比较曲折、指标起伏大，反映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难度。”

　　“未曾公开颁布的四个五年计划，不能仅仅归咎于经验不足，因为毫无经验的‘一五’完成了制定并颁布实施。”在董志凯看来，从“二五”至“五五”的四个五年计划难产的原因事后被很多经济学家们归纳为决策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以及违反科学的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对历史的研究中，董志凯发现，进入1958年以后，随着批判“反冒进”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发动，“二五”计划的制定受到严重干扰，主要经济指标多次调整修改，“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的盛行使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既失去了科学依据，也失去了全面完成的可能，“二五”计划最终未能形成正式文件颁布。“二五”计划在最后两年实际上已经中断实施，而代之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第三个“五年计划”本应在1963至1967年间实施，但由于“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党中央决定1963至1965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三五”计划安排在1966至1970年实施。“‘三五’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在‘文革’的冲击下，1966年开局尚好，1967、1968年受到严重破坏，勉强完成指标。”

　　董志凯表示，“四五”延续“三五”的方针，借力于邓小平1975年的各项整顿，勉强得以完成。“‘五五’计划在制定、修改和实施初期，在指导思想上重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老毛病。”董志凯说，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五五”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并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努力使国民经济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经验告诉我们，要正视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计划决策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要尊重科学决策的运行规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对策。”

　　转折

　　转折在“六五”更加关注人民福祉

　　“五五”之后，中国的五年计划翻开了新的一页。董志凯提高了音量，“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她认为，“六五”计划与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社会发展类指标显著增加，占39%。“六五”计划的全称随之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成为此后制定各个五年计划(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六五’之前，计划几乎都是围绕经济指标，在‘六五’中加入了社会发展，就是制定了更全面的宽泛的计划，从而更加关注人民福祉。”

　　董志凯认为，在编制方法上，随着市场调节范围越来越大和指导性计划指标成为主体，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指标体系也趋于简化。老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逐渐提高。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中，还曾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七五’计划是首次在新的五年计划开局之际就编制完成的。还首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总量指标以及三次产业的划分与统计。”董志凯坦言，“七五”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并不顺利，经受了1988年价格闯关、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西方制裁、东欧剧变等一系列考验，通过治理整顿完成了主要计划指标。

　　“‘八五’计划提前五年完成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九五’计划首次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科技水平提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十五’计划的最大特点在于指令性计划指标明显减少，主要经济社会指标都是预测性的，计划内容主要是阐述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方向。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更多的是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政策和法律手段。这与之前实施的九个五年计划不同。”在董志凯看来，在这个阶段中，经营管理方式比较粗放，同时在降低消耗与能耗方面的目标上，都没有完成。

　　展望

　　规划带来的内容之变

　　“十一五”规划中，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被“规划”所取代。董志凯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开始了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重大转变，政府工作重点由制定指令性计划，转向提供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导性规划，由直接参与经济发展，转向提供公共物品、调控宏观经济。

　　董志凯表示，在“十二五”纲要中，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发展’的定义不仅是经济数字、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增长，而是范围更加宽泛。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政府规制方式等变化。经济方式要向创新型、消费型的方式拉动经济方式转变。”

　　董志凯认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三次重大的经济转型，1956年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制度”的巨大转型；1978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不懈探索，逐步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型。

　　“从‘十二五’规划起，中国将经历第三次历史性转型，即经济发展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这是‘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型。这次转型超出经济本身，而传导并推动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转型和重构，因而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发展模式升级和变迁。这次转型和前两次转型一样，艰巨复杂，任重道远。”

　　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点评人 梁小民

　　经济学家

　　“十二五”规划，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而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事关民生的议题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将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点评人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身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九五”计划中提出的，“从‘增长’到‘发展’，除了字面改变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生产结构调整扩大到了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生产要素等方面。不能仅仅是高投入，不惜环境等代价，这样的经济发展没有长久性。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环保节能等方面已到了非转不可的关键时期。”

　　■点评人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十一五”期间，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在4000美元到1.1万美元，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实例证明，很多国家没有成功跃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其中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出现问题，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导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无法被拉动，经济成长不能进入可持续的轨道。“应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真正做到强国富民，才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记者 赵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