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不要急于定性“中国模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时在强调“中国特色”时容易忽略从全球的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容易把中国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

　　本刊记者/章文 王全宝

　　在外界，中央编译局一直被看作是中共中央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个“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和理论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国内略显低调，颇具“神秘”色彩。

　　去年12月9日，已有60多年历史的中央编译局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展示自己的形象。今年2月份刚履新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模式”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国情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世界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

　　全国“两会”在即，上任刚满一年的衣俊卿第一次以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身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中国模式”的激辩，这位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的学者型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偏重“中国向度”

　　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8年，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观点，请你介绍一下两个“向度”的内涵和相互联系？

　　衣俊卿：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当作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它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

　　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

　　实际上，“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衣俊卿：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这两个向度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我认为有三个方面要引起注意：其一，封闭地研究中国问题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还是让人感觉这些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其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有关成果来看，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域时，更多考虑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

　　具体说来，人们比较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中国文化的成分而民族化和本土化，但是往往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的扬弃，忽略了使民族文化通过积极地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碰撞，来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和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这种思路推动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容易导致某种价值取向的偏差。目前在世界的目光聚焦处往往都是悠久的“古董级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成果，而较少看到当下中国的文化创造和理论创新。这就容易造成人们越是感觉你的文化悠久，就越认为你现在没东西，厚古薄今是要出问题的，我对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包括设立孔子学院等，是有保留意见的。

　　其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之间很少对话和沟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彼此脱节，往往分别由两批不同的理论工作者在彼此独立地进行阐发。

　　虽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的各种有影响的流派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自觉和普遍的对话和交流机制。这种情形在全球化背景下会越来越制约我们的理论创新。

　　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中国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涉及到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看到一个详细的说法。你本人也曾谈到“中国模式”，请你具体谈谈其中的内涵。

　　衣俊卿：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出色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的表现确实很出色，给全世界表现出了一种经济上的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现在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是认为已经形成了模式；一种认为根本没这个模式；还有一种认为这种模式在成长。

　　我认为有模式。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这么一个大国家，支撑十三亿人的生存发展，在面对民生问题、社会稳定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之后，经济还能够这么发展，我认为一定有其深层的、体制上的、文化上的原因。

　　它的成功一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种发展道路，可供世界借鉴。世界上已经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它们之间有着一些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有对话，也有包含冲突在内的相互学习。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道路、一种模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一方面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地认清自己的国情，然后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

　　但目前而言，我认为不必急于拿出一个结论说“中国模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