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机构公信力缺失引热议 基金要成“玻璃口袋”(图)

　　1月8日，上海“蓝天下的至爱·2011爱心全天大放送·启动仪式”举行，所募善款将在春节前送入上海市特困家庭。杨毅摄（人民图片）

　　从汶川到玉树，从洪涝到冰冻，从干旱到泥石流，近年来，一系列突发自然灾害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大大激发了公民的慈善意识，公众对慈善事业和社会捐助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意愿。然而，随着索捐、诈捐等丑闻的出现，一些慈善机构公信力缺失等问题引起热议，慈善事业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1.　慈善事业发展须理念先行

　　●慈善立法不但能够给慈善组织一个合法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确立和普及

　　1月11日下午，在深圳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备受瞩目：李连杰壹基金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为公募基金会，注册名称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壹基金成为中国民间基金会成功变身公募基金的首例，让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上。

　　慈善事业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长，规模也较小，特别是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和本土慈善资源的开发还不够，慈善机构的社会公信力也有待提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政府应该制定慈善事业宏观管理的法律和政策，在促进慈善事业的规则形成方面起主导作用。

　　早在2004年10月，中华慈善总会就召开了首届国际慈善法律比较研究会。其后，慈善立法的呼声渐起。2006年两会期间，慈善事业立法被列入国务院2006年立法计划和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安排。在随后的几年里，慈善立法框架草案几易其稿。曾参与慈善法立法研讨的学者表示，距离慈善法出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全社会厘清慈善概念，弘扬慈善理念则是必要的前期工程。

　　“中国慈善事业的希望在大众身上。”王振耀一直提倡“平民慈善”，即普通人都来做慈善，中国慈善事业才会发展起来。过去人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的“慈善是富人的事，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观念，在业内人士看来亟待转变。

　　“广义上的慈善不仅包括财、物的救助，还包括从人的教育、心灵、环境等方面进行关爱和改善的公益行为，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将慈善定义为‘大慈善’，立法才更具有规范和指引作用。”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建议。“慈善立法不但能够给慈善组织一个合法的地位，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确立和普及，更有助于慈善组织真正树立自我责任感和公信力，使其良性运行。”

　　2.　慈善的主体是民间而不是官方

　　●慈善立法应当明确慈善的自愿和民间的定位，并从制度上厘定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边界

　　壹基金终于实现公募的曲折过程，说明了我国慈善管理方面的问题和困境。“现在企业家做公益事业，必须要通过企业家基金会、家族基金会，但事实上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一定要找主管单位，这其中存在很多法律障碍。”王振耀慨叹。

　　“中国的公益组织由几大官方组织承办，其下属机构约有四五千家，吸纳了民间捐赠资源的绝大部分。”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徐永光介绍，“这些慈善机构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这样的资金流动过程中，如何监管是一个难题。”

　　慈善到底应当主要靠政府还是靠民间？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究竟应当如何建立？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是慈善立法迟迟没有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往的实践是将慈善事业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再把社会保障列入政府管理。随着慈善事业的日益发展，这样的管理模式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与慈善本身的自愿性和主动性产生了矛盾。

　　对于从立法伊始便成为争议焦点的“慈善主体究竟是民还是官”的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作了明确的答复：“慈善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官。政府可以制定慈善政策，引导慈善行为，但不能作为慈善的主体。慈善立法应当明确慈善的自愿和民间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真正从制度上厘定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边界。”

　　事实上，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已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答，“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法律规范、政策引导、民众参与、慈善组织实施，形成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合力，全面激活慈善事业的生命力。”

　　在加强政府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同时，降低社会组织的“准生”门槛，给社会力量以更大的自由和空间，政府逐渐淡出，变管理为监督，通过法律的规范和政策的引导，将具体的实施权交由慈善组织，将慈善事业的主导权回归民间，才是有力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良好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