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头衔通胀，就怕阶层板结

　　如今，一些企业喜欢向员工派送各类唬人的头衔，一个小公司都会涌现多个市场经理、运营总监；一些人也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名片上加印各种头衔。这些情况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头衔通胀”。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某网新闻中心，对193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6.9％的人感觉当今社会“头衔通胀”现象普遍，其中38.4％的人表示“非常普遍”。（1月4日《中国青年报》）

　　明明是奥拓，偏说自己是奥迪；明明是小职员，非宣称自己是大经理。一个小小的公司只有几十个人，多达七八个“总”。有人甚至戏称，往人群里随便扔一块砖头，砸中十个人，其中九个是经理，还有一个是总经理。因此，说当前是一个头衔膨胀的时代，并不夸张。

　　诚然，“头衔通胀”是有危害的，这一点，相关学者说得很清楚，“用假的东西忽悠别人，获得利益，是一种诈骗。”“不仅会给青少年造成恶劣影响，还会让靠虚名就能轻松获得财富的观念越来越重。”但是，在指责头衔膨胀之余，我们更应该剖析头衔膨胀为何蔚然成风？调查结果显示，80.9％的人首选“社会重头衔，其实就是重权力”，其次是“虚荣心作祟”（67.9％），52.9％的人选择“单位创造头衔满足员工升职希望”。

　　换言之，不少人之所以虚张声势、夸大其辞，大搞头衔通胀，与其说是虚荣心作祟，不如说是一种无奈。

　　英国法学家亨·萨·梅恩说：“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斯言不谬！但纵观现实，毋庸回避的是，这仍是一个或多或少被身份所主宰的社会。你没有身份，你就很难立足。即以推销员为例，有业内人士透露，“我们谈业务都想跟公司的‘一把手’谈，所以才会注意名片。如果不是‘一把手’，只是业务经理或者主管，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跟他周旋。我知道他们没有决定权。”

　　推销员如此，高校也是如此。今年年初，媒体披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谈及原因，纪宝成认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纪宝成还举例称，中国人民大学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里的主要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可能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

　　犹记得该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矛头纷纷指向纪宝成。现在看来，纪宝成所说的有几分实情，在一个身份社会，没有身份有时确实寸步难行，有了身份则可以一路绿灯，甚至享有特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些人“灵机一动”，故意拿身份做文章，五粮液给出的提价理由之一，是“为满足消费者身份需求”；某地香烟的广告，赤裸裸宣称“厅局级的享受”；连某4S店在卖车时也不避讳地称，“市县处级以上干部（局、厅、处、院、所）购买该款车型的，将享受‘八折’优惠……”

　　此外，身份决定命运，身份决定收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诚然，单是决定收入还不可怕，怕就怕在“身份”主导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社会阶层不断板结化，而这必然使得社会土壤日渐沙化和盐碱化，因为在上升渠道被阻拦之后，弱势群体必然心生怨气。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不断打破身份藩篱的过程，也正因为身份藩篱不断被拆除，种种体制被改良，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被调动起来，社会也才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因此，不怕头衔通胀，就怕阶层板结，如果依然由身份决定一切，头衔膨胀便是必然。（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