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市病之城中村:改造利益纠葛成“都市癌症”

　　环境脏乱差、周围各类机构少、市政基础设施不足、危旧平房集中、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居民总体收入偏低、实际居住人口老化、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特殊群体聚居,如外地求学者、上访者、发廊女等,这些特征集中在了一个被称之为“都市癌症”的现象上——城中村。

　　2002年5月,北京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组织队伍对北京的城中村进行普查,结果显示:仅在北京城8区中,城中村有332个,总占地面积17平方公里,涉及人口逾百万人。

　　实际上,对城中村这一“都市癌症”的治理,不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开发商、村民与居住者三方激烈的利益博弈

　　基础设施不完善、外来人员相对集中、环境脏乱差、公共安全隐患突出……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这些特征,相信不少人都会脱口而出——城中村。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许多城市在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多重压力下几乎“喘不过气来”,陷入短期内难以协调统筹的困境,而那些在城市建成区中多年搭建的违章建筑、低矮拥挤的破旧房屋,让缺乏统一规划、管理的城中村被冠以“都市癌症”的恶名。在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中,这类城市病尤为突出。越来越多的城市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调查

　　虽然拥挤,虽然脏乱,但“我就想留在北京”

　　12月24日下午,《法制日报》记者在北京打车时,请的士司机找一处他熟悉的“城中村”,这名出租车司机径直开车带记者来到毗邻八达岭高速公路的北沙滩桥西侧。他说,今年夏天曾拉一位客人到这里,熙熙攘攘的外地人及喧闹的街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下车后,记者沿着一条冰冻小河的东侧道路,走进人群熙攘的街区。小河有个和它外表不太相符的名字——小月河。从河边马路拐向街道纵深处,记者在多条交错、宽窄不一的街道行走,只见街路两边满是小饭馆、小商店、菜店以及澡堂、美发店、棋牌室,这里与城区规范街景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广告横幅、标牌错乱,墙壁上喷涂着密集的小广告。

　　一路上,多名身着橘红色、背部印有“东升清洁”字样的卫生清洁人员在打扫街道。一名推着垃圾车的清洁工人对一名将茶叶蛋煤炉摆到店门口的女老板说:“你赶快把东西搬回去,上边检查卫生的马上就来了。”

　　在街角的卤菜店门口,安徽人小红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她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的。6年前来到这里,每月500元的房租还可以接受,她会继续留在这里谋生。

　　往街道深处走,是一个挂有北京鑫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欣福盛党支部两块特大字牌的院落。在欣福盛党支部的办公室里,党支部书记任永军告诉记者,这里曾是北京市海淀区东升公社塔院大队地盘的一部分,在小月河这片区域有3个村归欣福盛物业管辖,3个村的人口加起来有900来人。刚刚完成的人口统计显示,这里的外来人口有3万人,而事实上更多来来去去的人并没有被纳入统计,据任永军估计,在这儿住的外来人口总数至少有七八万人。

　　十几年前,这里的村民靠村办旧货市场和煤炭储库的收入解决部分生计,后来,外来人口逐渐多起来,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租房和做小买卖维持生活。由于附近高校很多,这里也经营着多家学生公寓,学生没有经济收入,房租比较便宜。

　　下午3时左右,一拨拨年轻男女从大街那边拐上小月东路,向街区里走来。

　　“北京城市学院清泉学生宿舍”的院门正对着小月河,3名刚刚下课的女大学生告诉记者,她们是大三的学生,去学院上课得乘坐几站公交车,学院没有学生宿舍,便在这里置办了拥有数千名学生的学生公寓。学生住宿每人每年需交1800元住宿费,8名学生住在一间宿舍里,使用的是公用洗澡间和卫生间。

　　问她们毕业后是否想留在北京,回答异口同声:“当然想留下啦!”

　　一名走出学生宿舍院门的年轻人告诉记者,她是今年夏天毕业的学生,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月薪1200元,加上提成,每月能挣2000元。现在她还住在学生宿舍,但是得交租金——在她工作后第一个月收100元住宿费,第二个月150元,第三个月300元,“因为我涨工资了嘛”。

　　计划

　　322个城中村,如若全部整治,将耗资470亿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40多位专家曾历时一年多完成一项报告——《北京城区角落调查》,书中对“城区角落”进行了定义。

　　所谓“城区角落”,是指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区内城市化或城市现代化相对滞后、城市管理相对薄弱的局部地区。“城区角落”被认为具备10个特征:环境脏乱差、周围各类机构少、市政基础设施不足、危旧平房集中、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居民总体收入偏低、实际居住人口老化、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特殊群体聚居,如外地求学者、上访者、发廊女等。

　　北京市有多少像这样的城中村?据了解,早在2002年5月,北京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组织队伍对北京的城中村进行普查,结果显示:仅在北京城8区中,城中村有332个,总占地面积17平方公里,涉及人口逾百万人。

　　2002年,时任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的辛向阳参与了北京市社科院对332个“城中村”的调研,他曾预测,政府若要完成对332个“城中村”的拆迁改造,需470亿元资金。

　　2004年,北京市整治城中村的计划一锤定音——“先行整治奥运中心区、重要商务区,从四环内开始整治,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推进”。按照这一计划,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清理四环以内及奥运场馆周边的171个城中村。

　　整治

　　外来人口的问题安置好了,城中村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整治城中村,不仅面临着巨额的资金投入,更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城中村改造涉及到地方财政、开发商、村民与居住者三方激烈的利益博弈,改造难度极大。

　　但是,如果坐视城中村现象恶性循环下去,也将导致改造成本越来越高。而任何简单粗暴地利用权力强行拆毁城中村或驱赶居住者,只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风险……

　　今年年初,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谈到拆迁时表示,要充分尊重被拆迁人权益、意愿和选择,采取多元、多价值取向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表示,北京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的改造将在年内全部启动。

　　据了解,就在北京市启动重点村的改造后,至今年7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已为城中村建设贷款发放82亿元。

　　同时,北京市司法局组建起“法律服务团”,有3000多名北京律师为拆迁改造的38个乡镇、50个市级挂账督办重点村群众提供全方位免费法律服务。

　　记者了解到,尽管北京市在整治城中村的过程中,为保障群众权益投入了巨资,也以法律护航,但仍有一个人群的权益似乎被忽略,这给“都市癌症”的治疗平添了又一个难题。

　　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栖身于城中村中,一旦城中村拆迁改造开始,外来寄居者只能无奈面对本地租户解除租住合同,而没有任何货币补偿。《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面对这样的处境,返回老家并不是外来人员的首选方案,结果只能是寻找新的栖息地。

　　“这些流动人口为北京提供了很多服务,活跃了北京的市场,实际上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服务和管理,也就是为北京市民提供服务。”一位参与过北京社科院城中村调查的专家认为,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解决好了,治安、卫生等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这位专家提出的建议是:“城中村改造要体现对外来人口的人文关怀,提供有效服务和规范管理。”本报记者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