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1位教授联名向校长致公开信,建议北大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11月10日《扬子晚报》)。
11位教授的方案经报道后立刻引来如潮的质疑,质疑声都集中在:所谓增加高考面试比例,无非就是为有权有势的人上大学打开方便之门罢了。统一高考起码能保障起码的公平,谁能保证这样的自主招生不会成为权贵的盛宴——谁能保证,谁敢保证,又拿什么保证?11位教授接受采访时,没有一个敢保证,没有一个能拿出一份可让公众相信绝不会出现腐败的招生方案来。
一提到“如何防范腐败”,改革就失语了,这是中国高考改革的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同是北大教授的法学专家陈瑞华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流淌一种血液,这个文化基因是不可改变的,就是对腐败的深深的忧虑——这种对腐败的焦虑根深蒂固,使意识到高考问题并深恶痛绝的人也无法逾越这个心理障碍:与其改革后引来更让人痛恨的腐败,还不如忍受高考误人子弟——在一个公平稀缺的社会,舆论宣称,宁愿放弃1万个钱钟书,也要公平;宁愿承受应试之弊,也不要面对那可怕的、制度性的、成为权贵盛宴的高招腐败。
显然,“对腐败的焦虑”已经成为高考改革和制度进步最大的障碍。不仅仅高考改革上如此,中国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如此。出于对腐败的焦虑和担心,制度无法前进一步,改革举步难艰,人们只能死守着一种简单的、一刀切的制度。
死结已成,如何打开?(北京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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