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设立欧元的想法刚提出时,鲜有人预料到它会遇到像最近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难关。现在很多观察家认为,整个欧洲框架———其体系及货币———已经深受危机的打击,恐怕很难坚持下来。对欧元区各国经济(特别是希腊经济),并对货币联盟架构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我们或许能发现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欧盟是如何应对的以及欧元的前景究竟如何。
希腊财政危机
2008到2010年间是欧洲的多事之秋,连续出了几个大错,而其中最大的当属希腊的财政危机。事实上,希腊不健全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数年。尽管私人债务在上升,但总体上全国的债务对G D P比值并未激增,因为希腊经济也在增长。但这种增长后劲不足,极不稳定。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时,希腊的赤字增长了一倍多。而政府在2009年议会选举时大幅篡改填充预算,更使得问题雪上加霜。
不同于拥有自主货币的国家,希腊无法通过货币政策解决问题。既不能印钞票冲销债务,也不能以贬值货币来确保希腊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刺激经济增长,摆脱债务。它也有别于次于国家层级的联邦地区。作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下降的收入和上升的社会支出带来的负担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挪到欧洲其他国家。此外,希腊的劳动力也没有足够高的流动性,以输出到欧元区其他国家。
从欧元的架构考虑,这种问题根本不该出现。欧洲金融市场应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对类似希腊这种债务对G D P比值过高的国家施加更多压力。欧洲央行(ECB)禁止借债填补国家债务,其“不予救助”的条款同样不鼓励超支行为。此外,欧盟旨在通过限制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来加强财政纪律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应该对希腊政客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最后,还有里斯本进程,这项2000年提出的欧元区发展计划应该能增强希腊的经济竞争力,刺激经济的实际增长。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欧洲金融市场为希腊的公共和私人开支提供了相对较低的利率。当全球金融危机势头壮大时,市场才做出反应,资本流动瞬间陷入停顿。《稳定与增长公约》也毫不见效。成员国都不愿约束别国遵守条件,因为担心反过来自己会陷入同样的麻烦。最终证明,里斯本进程低估了各国经济的真实差异,也没能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
希腊改革的困局
一旦希腊金融危机爆发,可选对策只有两种。一是实施财政与结构改革,以控制债务和赤字。希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在今年6月就这一计划进行谈判,设定了到2015年将希腊占G D P9%的主要赤字调整到顺差6%的目标。这主要依靠相对标准化的IM F改革:大量削减支出、增加创收、改善征税。同时还包括重要的结构改革,如养老金改革和私有化等,这些都旨在改善长期债务的稳定以及加强希腊的劳工和生产部门。
该计划还伴随着IM F的资金支持以及欧元区其他国家提供的1100亿欧元的贷款———相当于希腊2010年G D P的46%。由于希腊危机已蔓延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葡萄牙、西班牙),成员国终于同意建立一个特别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以支持决定采取经济改革的欧元区国家。
然而IM F的计划在学术界、投资人和投机者间仍然备受质疑。很多人担心这个计划太苛刻、施加了太多的限制条件,最终将会在政治上难以为继。不过反对者的“备选方案”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呼吁希腊采取“有秩序”的债务调整。包括贬值债券以减轻国家的债务负担。极端形势下,该提议还呼吁希腊恢复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因为转移到不那么值钱的货币有利于恢复希腊的经济竞争力。
事实上,这些措施不会奏效。对希腊人民来说,这些措施比IM F计划更苛刻。债务调整根本不可能“有秩序”。如果现在实行,将会打击希腊的国内金融系统,并对其它经济成分造成严重影响。希腊在欧元区资本市场的准入几年内都会备受损害,公共和私营部门将陷入停滞。如果希腊不能完整归还从其他欧元区国家借来的贷款,那么它的政治可信度必然大受打击。
在欧元区这样高度整合的地区,脱离货币联盟同样无法解决希腊的经济问题。意大利脱离欧洲汇率机制(ERM )后,在1992年将货币贬值。然而由于投资者的不信任,利率遭遇巨大波动,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意大利不得不又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而如果没有退出ERM,就不至于此。
回归本国货币少不了要重新谈判商务合同,包括国内与国际的。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欧盟各国法院必然倾向于对希腊这个转变了货币的国家做出否定裁决。希腊民间可能还会用欧元作为计算单位和交易方式。这会导致希腊货币和欧元的并行流通。此外,由于接受了大量欧元贷款,一旦回归到价值偏低的本国货币,希腊的债务也会随之急剧增重。
债务调整或放弃欧元对希腊来说代价都太高,因此IM F计划才是希腊最好的选择。当然这项计划也很艰难,并伴随着两种风险。一是如果改革在财政上不可行,可能导致债务漩涡;第二是如果在政治上不可行,政府可能随时会采取其他方案。
短期来说,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对希腊经济增长不利,但关于紧缩影响的诸多争议并没有敲到点子上。他们设想了一个特定的增长率和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以此为基准模型。当增加了一笔限制性预算,由于标准凯恩斯定律,增长一开始确实会减少。但这个基准模型完全忽略了金融市场的存在。它没有考虑到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会刺激金融市场的事实,而金融市场往往反应迅速,并可能衍生出更为严峻的经济危机。就这一点来说,需要更为苛刻的措施来恢复希腊的偿债能力。
除了经济持续性,危机还引起了对IM F计划政治可行性的怀疑。如果让希腊紧缩开支意味着取消某些权利,而希腊人民认为那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如丰厚的失业补贴和退休金),那么紧缩政策就不可能推行。评论家们认为如果这样会引发社会动荡,领导人将不得不选择货币贬值。
希腊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害怕抑制未来经济的增长,数月来希腊政府拒绝重新控制预算。而现在,上个春季的紧急救助计划之后,希腊的2010年G D P将损失4%。财政调整要温和些,对政府的信任才不会轰然倒塌。
危机给欧元区带来整合机会
预算政策确实向来没什么支持者。希腊的执政者也没这个能力或意愿说服希腊人民在危机前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然而目前的经济形势摆在眼前,政客们可以就危机中不受欢迎的财政措施在民众中寻求共识。比方说,欧元区的其他政府就威胁说,希腊问题可能会蔓延,他们会四处寻求昂贵的救助计划。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及其他的很多政府都利用欧洲金融市场的惨淡状况来调整本国的预算限制和劳工、金融市场的重要改革。
公民们并没有轻视财政改革。但如果说服他们相信更糟糕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他们便更能接受财政改革的重要性。因此公共支援应该同IM F类型的经济改革相结合,而不是债务调整或货币贬值。遭遇过那些情况的国家,人民记得他们承受的毁灭性打击。而那些近年回忆里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国家,人们可能单纯地认为一切很快会过去。但在今天这个世界各地高度联系的经济体系中,这样的想法确实类似于幻觉。
正当经济危机在希腊爆发时,欧元制度框架的缺陷也随之暴露。重建信心必然要对框架进行强化。由欧盟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领头的特别小组计划今年年终提出具体的提案。6月,E C B(欧洲中央银行)发布了自己的建议:强硬独立地监督成员国的财政预算政策,自动执行处罚;改进对国家竞争力的监督方式,确保成员国经济上的高度整合;有高度制约性的危机管理结构来支持执行调整方案的国家。我们承认不可能开除那些不执行欧盟财政预算指引的国家,因此类似的威胁从根本上来说无法成立。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还呼吁建立三个财政监督部门(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同时建立一个监管机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由于欧元区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欧元区的监督和监管机构的设立很有必要。他们会给在一定的政策指导下敦促各国政府解决问题,也能独立地优先行动,而无需等待政治家们迟缓的反应。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国际机构管束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力,但金融传染太迅速了,为了保存现有的货币体系,欧洲的纳税人不得不常常为其他国家的失败买单。
不过现在就预测欧元的终结还为时过早。欧盟和欧元区国家还能够以恰当的补救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很多国家采取了强硬的财政调整措施;欧元区国家已经宣布,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实施了空前的结构改革,尤其是他们联合决策,相互协调,将银行压力测试结果公开发表;新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经成立,可以用来支撑困境中的欧元区国家;今年底将成立的改革特别小组提议并批准具体的提案以加强对欧元区的管理。
有人可能会批评说为什么要等到危机大肆横行时才采取这些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说,遇到困难时民主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欧元区国家以及货币联盟框架内的问题都需要解决,但如果所有成员国都能继续追随正确的调整措施,这些国家都会更加强大。欧洲需要找到正确的合作组合方式,以便在国际层面上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保证自己的竞争力。这需要欧洲中央机构与成员国之间保持平衡并通力协作。中央须保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而成员国则需具体来实施它们。而如果你回顾欧洲的漫长历史,就不难发现,保持这种平衡的能力正是欧洲的强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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