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出现"逆城市化" 专家称是巨额利益驱动

　　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新华社8月15日报道)，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无独有偶，“两栖”公务员出现浙江，不久前义乌出现200多名公务员户口迁农村争补偿分红，一些公务员为“当农民”，把户口迁到农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农转非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市8月1日开设户籍改革转户窗口以来，广大农村居民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比较高。

　　抱有“铁饭碗”公务员为何“争当农民”？“农转非”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境遇为何差异如此之大？专家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差异归根结底主要是土地所蕴含的利益所致。

　　“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许多农民不愿进城放弃这些土地，所以出现‘逆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乡发展政策要根据地区差异因地制宜。”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道出个中原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持有同样观点，“我国东西部地区转户两重天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户口改革最关键的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但总体趋势流向城市。城市户籍本身蕴含福利待遇，而与之对应的是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通过搞开发出租等，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意进城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实际上，近年来出现某些公务员在农村拥有土地，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两栖’现象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较普遍，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钻政策的空子。不过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

　　公务员争当农民　巨额利益驱动？

　　在就业压力增大、无数人争考公务员的今天，浙江义乌市却出现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前不久，义乌市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被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义乌市为何“开除”这些公务员的“村籍”？公务员“争当农民”怪事背后有何“内情”？

　　“户口在农村,可以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当地一位官员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农村户口，它在农村涉及的经济利益十分巨大。”

　　在当地村民眼里，除获得宅基地、盖房子外，农村户口还可以拿征地补偿费，并每年从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中获得分红。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全省已推行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集体所有的资产清产核资，量化为股权，均摊到村民身上。目前，已有千余个农村完成了这项改革，去年人均分红500多元，有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分红则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表示，“公务员想当农民，存在土地的诱惑，这在全国不具普遍性。主要是东部一些省份政策管理存有漏洞。户籍改革最终目标是取消城市和农村户口，首先应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改革是比较可行的。”

　　公务员“两栖”现象何以存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认为，因为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同时，有的村干部由于看中一些公务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也比较欢迎公务员户口“下乡”。真正让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还有赖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一些权力部门手握的资源逐渐取消。

　　农民不愿转市民 主要怕利益受损？

　　近年来，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的收益。“现在东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很快，不见得比城市低，关键是农民的宅基地、承包的土地，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这些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让其进城放弃这些土地，离城市较近的农民是尤其不愿意的。”孙久文分析说，加之我国东部城市化本身已经很高，农民生活水平很高，已无多少农民可以转户，这是江浙一带“农转非”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化快的过程中，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即使什么不干，仅靠租土地，有的甚至一年要挣几十万。他们不愿转为城市户口，这是地域造成的问题。”魏后凯说，然而，并非所有“逆城市化”背后都是巨大利益诱惑。在东部，相当一批人离开大城市，与无法支付高额生活成本有关。如果“逆城市化”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

　　有户籍管理者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 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即使政策完全放开，多数进城人员也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接受采访时流露出对于农民进程补偿政策背后的忧虑。他认为，农民在进城之后毫无疑问将失去土地，而土地会被政府以低价买进再高价卖出，转户农民在未来将无法选择再次回到农村，应从制度上给予农民一定的双向选择权利。并且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也不利于城市与农村同步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 是否应“户籍先行”？

　　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应“户籍先行”？此观点争议较大。孙久文表示，“成都、重庆的户籍改革，对于和重庆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差不多的地方才有借鉴意义。我主张首先要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本身改革。无论是长三角或珠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规模已经很大，要进一步发展周边的中小城市，做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立雄直言重庆经验短期内在北京上海复制“肯定行不通”。他认为，重庆虽为四大直辖市之一，但由于地处西部，交通状况和吸引移民的能力甚至不及东部中型城市，“户籍改革最应该先在欠发达地区开展，通过户籍改革，将有助于消除贫困，实现城乡权利的平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时和兴表示，就全国而言，目前还不适合普及重庆做法。对于农村面积比较大的地区，全部打破城乡户籍隔阂还不太可能。此外，从政府负担的角度用讲，财力上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公共服务也很难跟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表示，尽管农转非过程中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城市化有多种途径，各地的成功模式不是在全国都可实践的，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有些西部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肯定是行不通的。户口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户籍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福利待遇较多，大家愿意到城市。然而发达地区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可以搞开发，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转户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缩小城乡差异、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定要推进的。”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记者表示，“但当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城市管理者应该做好准备向这些转户农民提供住房以及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要有能力让各种城市资源和福利均等地降临在每个公民身上，这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 (记者 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