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人,提前10年突破国务院批复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也大大突破了“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2005年,北京常住人口是1500多万,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曾有“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的表述,北京市人大当时认为这个目标难实现,改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中提出的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和要求,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有效手段,实施综合调控,分阶段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五年过去,“十二五”规划编制在即,五年人口增加近500万,增速还是出乎意料。
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造成的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压力,如何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势必成为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的重要议题。从五年来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看,流动人口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可以通过两个数字揭示其中的缘由:从2005年到2009年,北京成交的商品住宅外埠个人购买的占32.3%;2008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占学生总数的4成。
这说明,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根源,不外乎:首先,北京首都概念的虹吸效应足以吸引很多人希望在北京拥有住房;其二,教育等资源的过度集中,很多人也希望在北京生活;其三,产业结构低端,北京既有现代金融、高科技、现代制造业等高端产业,也有大量的传统服务业、低端第三产业,而低端产业对流动人口具有极大的吸附作用。
对如何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缓解对环境等造成的巨大的压力,有人曾提出通过高房价的“挤出”效应,使一部分人自动离开北京,也有人提出通过直接行政的手段控制北京人口规模。但事实证明,这两种思路不仅没有针对性,而且,过高房价“屏蔽”的也可能是北京急需的人才。
北京的人口问题,说到底是“大城市病问题”,在城镇化的思路上,只注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建设,使资源、人才等向少数大城市集中,忽视了更多的中小城市的发展,使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形成了发展鸿沟,造成了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以北京为例,负面影响就是形成了“环京津地区贫困带”。
未来10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的最快10年,如果依然走以前的老路,则必然陷入目前北京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资源环境的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是人口依然源源不断涌入。
因此,解决北京人口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北京,北京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减少一部分低端流动人口,也能继续实行僵化的户籍制度阻止人口的进入,但如果教育、人才、医疗等资源继续向北京集中,这种“虹吸”效应依旧会使北京的人口高速增长。
疏导北京等大城市人口的关键,在于全国的调整,在以后增量的各种资源中,不能再大量集中在中心城市,而要向中小城市倾斜,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缩小中小城市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与中心城市的差距,通过建立高屋建瓴的公共政策,使得人才、教育、医疗等资源不再集中于大城市。“围魏救赵”,分散资源,提升其他城市的品质,方是未来城镇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减缓中心城市人口增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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