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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聚焦青年发展:让每一个人都有相似的机会

中国市场调查网  时间:06/24/2010 08:31:00   来源:人民日报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倘若没有社会流动,一切固化,社会也就窒息了。社会学家曾用流动性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点,揭示其变动不居、永续不停、充满活力的发展特质。

  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的社会位置、社会地位的变化。严格地说,社会流动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前者指人们地位高低的变化,后者指“平级调动”或在不同区域间地理位置的变化。两者常常密不可分。

  人类历史上还从没有一个国家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这样,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转到另一个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迈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个区域奔向另一个区域的过程大大缩短,节奏大大加快,变化日益频繁,规模也不断扩大。可以说,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社会流动史,它改变了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也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

  今天,社会流动的宏大进程仍在继续。在有序、开放的主流趋势下,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阻隔和难题也日益凸显。户籍制度的分割,使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机会不平等;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及其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不均,也造成青年人发展起点的不平等;行业管理领域存在的用人制度的僵化,产生了种种“玻璃门”、“土围子”;一些腐败现象助长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不良风气,荐贤举能的通道不畅,优秀人才成长的机会还远不充分。诸如蚁族、穷二代、夹心层、高校农村子弟减少、“拼爹就业”等社会现象,表明一些领域和地方,社会流动受阻甚至出现停滞的苗头。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如何认识我国社会流动的现状和深层问题?社会流动如何更自由、更公平、更有效率?怎样为社会流动和公民发展创造更多可能和渠道?本期时事观察,将在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创造条件使更多人实现上升流动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给社会成员公平竞争机会,提供多元化发展机会,并为地位下降者提供缓冲机制。要通过改革,不断构建和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社会流动机制,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流动的机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强

  社会学研究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造成现代社会“高流动率”的两大动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加快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速度,由此带来了社会流动率的明显提升。中国社会是超过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据统计,目前仅从农村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就超过2.2亿人。但另一方面,流动率越高并不等于社会就越和谐,关键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流动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

  社会流动中,人们更为关注的还是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每一个人当然都希望上升的社会流动,收入的增加,职务、职称的晋升,知名度的提高,这些都是上升流动。但是,事物总是相比较而言的,有上升就有下降,某一个人的一夜暴富也会改变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在其暴富面前别人会感到自己的地位相对下降。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和谐的社会流动呢?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社会流动?

  在影响上升流动方面,教育历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世界各国的研究发现,教育是上升流动的主要渠道。对于我国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研究也发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影响社会地位上升的作用在逐年提高。在研究教育影响地位上升方面,有一种测量指标叫做“教育收益率”,也就是说平均算起来,一个人每多上一年学,将来工作以后可以比少上一年学的人多获得多少收入。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1990年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为2.43%,即每多上一年学将来可以多获得2.43%的收入;1992年为2.91%,1995年4.81%, 1999年8.10%,2003年9.3%,目前已经超过了10%的水平。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推动了上升流动,对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在教育成为上升流动的主渠道和教育收益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更为严峻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那就是,教育本身是否公平?我们都很感慨于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就涉及社会流动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上升流动的机会是否公平。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给社会成员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在我国,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流动机会的制度障碍,在这里,人们批评最为频繁的当数户籍制度了。确实,在教育公平方面,高考与户籍挂钩,各地区配置的高考名额比例不同,这样,大城市既拥有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又得到了高比例的名额配置,显然与农村户籍的考生在机会上是不一样的。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户籍、出身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实,户籍制度也是农村人口上升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

  所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公民的平等权利,即不管一个人出生在哪里,不管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户籍,他们享有包括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换言之,我们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实现地位上升流动的最终结果,但是,在最初竞争的时候,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相似的机会。

  上升机会的多元化也很关键。教育是上升流动的主渠道,但这绝不是说,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唯一渠道。如果千军万马挤一个独木桥,上升的渠道太窄小,当然就会把很多人屏蔽在外,使得很多人失去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社会流动的机会多元化了,农民可以自由到城市里去打工或经商,人们可以自由调动单位,老百姓的致富成为合法合理的事情,市场是开放的,允许每一个竞争者参与。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充满机会的社会,上升的阶梯不是一处,而应该比比皆是。

  当然,有上升的,就会有不上升的甚至下降的。一个和谐的社会要为地位下降者提供缓冲机制,关注那些没有上升、甚至地位下降的社会群体的生活,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让他们也看到希望。在社会流动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绝望”,即完全失去了上升流动的机会,特别是某些社会群体由于受到制度障碍的约束而丧失了上升流动的机会,成为“没有机会”的群体。这是造成很多社会冲突和极端事件的重要原因,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体现在社会群体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又会逐渐演变为白领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现象,即众多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出现整体上升流动,也有人称之为“职业结构趋高级化”。当然,目前的整体上升主要发生在大城市里。

  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渐趋高级化是非常有利的上升流动。我国处在这样一个很好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应有信心通过改革不断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社会流动机制,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流动的机会。

  用社会公正促进人力资源流动

  在社会公正形成的机制中,最要紧的是人民群众发展机会的平等,而保障机会平等的关键是社会有序地自由流动。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流动体制,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党国英

  一个社会有了效率,就有了活力;有了平等,就有了安定。单讲效率,会牺牲能力弱小成员,从长远看会影响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单讲平等,不仅牺牲了效率,也有失正义。只有把效率和平等恰当地结合起来才构成社会公正。

  经验表明,将效率和平等统一起来的重要途径,是促进资源的流动,特别是促进人力资源的流动。因此,在许多竞争性领域,必须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价格,同时把保护弱者、促进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作为公共领域的事务,由政府部门承担起责任。在这种社会公正形成的机制中,最要紧的是人民群众发展机会的平等,而保障机会平等的关键是社会有序地自由流动。

  在健全的社会流动机制下,一般来说,农村人口会流向城市社会,收入低的人群会流向高收入社会,就业不足的人群会流向就业机会多的领域,处于公共服务落后领域的人们会流向公共服务更好的社会领域;而社会精英会利用社会选拔机制,通过不断努力获得地位的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流动会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社会活力。对于竞争力弱的人群,一个好的社会也会为他们提供基本就业条件和底线社会保障,特别会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正常的受教育条件。资料表明,美国人一生平均搬家至少8次。流动性不仅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难题,反而有利于保持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公民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总体上提升。我国农民负重奋进,勇敢地闯市场、闯城市,既以所谓“人口红利”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率,又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给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大体平等的机会。一大批无背景、起点低的创业者成为新兴产业的生力军,那些风险偏好型人才在民营经济领域有了用武之地。没有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和跨所有制的人力资源流动,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

  但是,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仍很不完善,还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由于旧体制遗留因素和某些改革的缺位,导致一些发展机会不平等现象。

  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有序流动体制,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得以实现。笔者认为,为促进我国社会流动,今后改革的重点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理顺劳资关系,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由笔者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10个省份的约1000个农户)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20%以上。在业职工的过度劳动对劳动岗位的供应有影响,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使在业劳动者减少加班时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更多更快地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也有利于提升工资水平,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二是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使劳动就业市场更具有竞争性。大兴教育和职业培训,尽可能使每一位公民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消除各种就业歧视,保障就业机会的平等。

  三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简化人口登记管理办法。建议先使各类城市中一部分有住房条件的异籍人口自愿转登记为本地户籍人口,待条件成熟以后建立完全自由的人口登记制度。

  四是凸显住房保障的公共性,调节住房水平的过大差异,坚决抑制住房投机需求和高房价,使得房价不再成为社会流动的重大障碍。

  五是逐步改革公共管理部门的运行体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形成多元化人才选拔机制。

  六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人员流动的各种隐形门槛。比如,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实行“阳光工资”制度,健全社会保障系统,使每个公民的社会保障账户终生跟随劳动者自由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