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三名奥运冠军邢傲伟、唐功红、刘春红连同该省其他6名奥运冠军被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一提拔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6月5日,这九位奥运冠军结束“岗前培训”,即将走马上任。(6月6日《羊城晚报》)
之前的诸如“体而优则硕”,甚至“体而优则博”,顺便再延续“体而优则仕”可谓早有耳闻,只是这些“神话故事”上演的数量没有烟台这般庞大罢了。不仅是集中,而且一次性“批发”九个奥运冠军戴上“处级乌纱”,起点与级别均创新高。这难免会挑动公众的两根神经。
首先挑动的是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神经。我们一直片面坚守竞技体育成绩至上的思维不放。“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体育的首要内涵是增强公民体质,可此要旨一再被年复一年的“夺金”冲动挤压到孤独的一角。
摘到金牌,明星们随之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多重高奖,奖金、豪宅、学位、地位、官位等,几乎全部加身。一些地方将金牌块数作为唯一量化国民体育成绩的“硬指标”,公共体育一步步弄成了面子工程。孰知,这最终让一些冠军成天生活在飘飘然中不能自拔,最终纳税人的钱把体育明星变成了难以接“地气”的富人或“官人”。
第二根被挑动的神经是我们干部用人体制之弊。按理说,公共管理领域需要什么样的公仆,需要多少公仆,这应是公开而公正的,不会随着奥运冠军的多寡而随意变化。公务员行业属公共服务职业,公仆服务的技能与水准与是否曾夺过冠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9名从事不同职业类型的冠军,呼啦啦一起当“处官”,如此打开“入仕”大门,形象而直白地说明了,我们的官场文化里,还一直将“仕”看成是一种犒劳冠军的商品而非服务于民的职业精神。(周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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