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人大代表在1日的预算审计会议上,质疑深圳水务局1.3亿元的人员支出费用,为何比去年增加3千万元。深圳水务局长张绮文表示,支出增多包括工资、体检费、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目前该局在编人员700多名。(6月2日《广州日报》)
我国的行政成本是不低的,降低行政成本的呼声,在民众中已是一浪高过一浪。本以为,政府机关至少能作出一些顺应民意的姿态,不想,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反其道而行:本来就够令人咋舌的人员支出——700多人的机关每年1个亿,居然再增30%,而且是用于公务员福利收入性项目,等于变相加薪。
在工薪族里,公务员的薪金和福利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住房、医疗等各类社会保障也是很优越的,近些年来高烧不退的“考碗”热就是明证。近期官方媒体和一些研究机构热议的收入差距问题,比如“挑战民众心理承受极限”“分配不公已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等等,实质上公务员与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以及住房、保险待遇上的不公,就是这种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
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声音一再表示,缩小收入差距,解决社会不公,将作为目前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来抓;报道说有关部委正积极研制相关方案,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可是,怕就怕一说“改善”,便又来了“马太效应”——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公共权力自肥,继续率先“改善”,差距没缩小,反而更拉大了。
增加3000万元预算用于700多名公务员的这个“金”那个“补”,人均增加4.28万元,比很多普通职工全年工资还多,又在拉大收入差距系数上做出“贡献”;而一年1.3亿人员支出,人均18.5万,如此昂贵或说“一流”的行政成本下的行政效率又是“几流”的呢?当地一条短短的福田河花了5亿元治理两次,而效果仍不好,难道他们的责任心和能力只体现在花钱上了?
对比从前,有关部门不管怎么花、花多少我们都被蒙在鼓里,现在的预算有一定的公开,接受人大代表质询和公众舆论品头论足,这是个进步;但是,能否达到监督的有效,比如深圳水务局这每年1.3亿的人员支出与增加的3000万公务员福利,能否被撼动,检验着这种“进步”究竟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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