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紧缩过度的第一块骨牌倒下

　　温州老板一个接一个“跑路”，身后留下一屁股烂账。但是，人们更多地把这样的现象归罪于“高利贷”，这显然不对。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正是我们一再批评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的错配”，而错配之下，货币显得过紧。

　　温州的小老板们不知道高利贷的风险吗？当然不是。温州“台会”古而有之，最后还不起账，折胳膊断腿、欠债外逃者温州人比谁都清楚。那为什么还会这样？因为没办法。在信贷过紧的背景下，不借高利贷立即就死，借了高利贷可以延缓死期。

　　据我了解，当时温州老板借高利贷时，都抱有一种侥幸心理：他们普遍认为，货币不可能总是紧下去，少借一点高利贷只是解决一下眼前“购买原材料”的问题，明知道可能会亏，但他们心中总有一个期盼，盼着银行“低价信贷”能够早一点放行。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债台一层层地垒高，最终无以复加而一逃了之。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本来不成问题，但所谓稳健货币政策必须扮演从属角色。即跟随积极财政政策这一主动性政策，而不能过紧，否则积极财政政策会吸干全部贷款，而使得民营企业流动性枯竭。但遗憾的是，货币政策变成了主动性政策，在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一味紧缩货币，最后必然是今天的结果。

　　温州老板一个接一个“跑路”，身后留下一屁股烂账。但是，人们更多地把这样的现象归罪于“高利贷”，这显然不对。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正是我们一再批评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的错配”，而错配之下，货币显得过紧。

　　温州的小老板们不知道高利贷的风险吗？当然不是。温州“台会”古而有之，最后还不起账，折胳膊断腿、欠债外逃者温州人比谁都清楚。那为什么还会这样？因为没办法。在信贷过紧的背景下，不借高利贷立即就死，借了高利贷可以延缓死期。

　　据我了解，当时温州老板借高利贷时，都抱有一种侥幸心理：他们普遍认为，货币不可能总是紧下去，少借一点高利贷只是解决一下眼前“购买原材料”的问题，明知道可能会亏，但他们心中总有一个期盼，盼着银行“低价信贷”能够早一点放行。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债台一层层地垒高，最终无以复加而一逃了之。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本来不成问题，但所谓稳健货币政策必须扮演从属角色。即跟随积极财政政策这一主动性政策，而不能过紧，否则积极财政政策会吸干全部贷款，而使得民营企业流动性枯竭。但遗憾的是，货币政策变成了主动性政策，在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一味紧缩货币，最后必然是今天的结果。

　　中央银行似乎也有理由。那么多的货币投放出去了，会拉动物价上涨。对吗？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第一，上一年投放的货币已经变成了项目，对下一年度而言，它是经济规模，是GDP，而不再是信贷投放。经济总量大量，势必需要相应的货币投放，但为了压制GDP增长却一味紧缩货币。我们都知道，近年经济高速增长源于财政政策积极过度，所以要压低GDP必须从财政政策这一端退出，货币政策作为从属性政策，必须随之退出。但我们居然就搞错了，主人还在，让仆人先跑。

　　第二，有货币就会有钱去买钢筋水泥等原材料，价格就会涨。这个说法好像没错，其实大错。因为他们居然没搞清，购买钢筋水泥等原材料是政府建设项目的需求，还是钱本身的需求。

　　第三，食品价格为什么暴涨？劳动力价格为什么暴涨？我们仅仅从供求角度分析，也是因为财政政策过于积极。因为它大量用工，把大量自给自足的农民，变成了通过购买吃粮的“农民工”――城市工人。这必然使得民营企业用工困难，工资上涨。

　　第四，当然还有输入型的因素，还有资源价格改革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结论：不是温州老板错了，也不是民间金融错了，错的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一脚踩在油门上，一脚踩在刹车上，两只脚一起使劲儿，这个车能开好那才是怪事。现在出现的问题恰恰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判断。

　　还有解吗？现在最大的担心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至少，我们给了“恶意做空中国的国际炒家”一个巨大而无可辩驳的理由和借口。他们会如何使用这个借口？什么时机使用这个借口？别急，我们都会看到。

　　一年以来，我们最大的担心已经变成现实。现在如果还不意识，要么中国经济成为这场西方经济危机的殉葬品，要么还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