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稻被指加重污染 抗镉米尚待破题

　　相当大一部分稻种更容易吸附镉等重金属，加剧了大米污染风险，政府部门需要重视抗镉水稻品种的选育

　　在中国，市场上镉超标的大米并不鲜见。如何寻找降低镉吸附的“超级稻”，帮助中国人远离镉污染，成为一些研究人员的追求。

　　财新《新世纪(16.83，0.00，0.00%)》2月14日封面文章“镉米杀机”披露，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潘根兴教授研究团队在中国多地市场抽样检测发现约10%的“镉米”，即镉超标大米。这些镉米多因土壤镉污染而起。

　　多位研究人员指出，相当数量的镉米与土壤污染有很大关系。但在湖南等南方数省局部地区的低污染和非污染土壤中，也存在另一类镉米——这类镉米可能主要与水稻品种等因素有关。

　　长期以来，中国这个水稻大国极力推广包括杂交稻在内的高产稻种，却忽视了大米的质量安全。

　　镉米与水稻品种有关

　　在潘根兴教授看来，湖南、江西等南方几个省份镉超标大米情况之所以比其他省份严重，除了这些省份土壤污染更为严重，还与南方酸性土壤种植的杂交稻和超级稻等水稻品种更易吸收镉有关。

　　超级稻以高产为首要目标，其品种有籼稻型和粳稻型，有杂交稻组合，亦有常规品种。中国的超级稻计划由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主持。

　　潘根兴团队的试验显示，被中国各地广泛种植的多个水稻品种，在类似江苏、安徽等省的酸碱值(pH值)呈中性的稻田土中种植时，镉成分并不超标；一旦在类似湖南、江西等省份呈酸性的稻田种植时，镉含量就超标了。

　　令人忧虑的是，由于过度施用氮肥和酸雨现象等原因，中国部分省份的土壤酸化日益严重。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教授谢德体即指出，根据对重庆市近三年14余万个耕地土壤样品测试结果，强酸性土占44.8%，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近26个百分点。

　　前述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表示，一方面，湖南省部分镉污染区仍在生产稻米；另一方面，湖南省相当数量的未污染稻田酸性较大，目前种植的部分稻种在此情形下镉吸附能力强，进而导致镉超标。他还认为，来自所谓土壤污染区和非污染区的两类镉超标米中，非污染区镉超标米所占比重可能更大。

　　非污染区出产的镉米，其镉含量明显低于污染区出产的镉米，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也小得多。但这一问题仍然值得各方重视。

　　在部分研究人员看来，过去数十年间，中国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过分追求产量，包括杂交稻和超级稻在内的各类高产稻种占据了稻田，几千年耕作的传统稻种基本绝迹。而相当一部分稻种对镉等重金属的吸附能力，远高于常规稻种。

　　潘根兴等一些研究人员，还将怀疑的对象指向杂交稻和超级稻。如今在青岛农业大学任教、当年供职于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后更名为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王凯荣，早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中就称，与常规早稻相比，杂交晚稻籽实对铅和镉有更强的富积能力，铅和镉污染地区不宜种植杂交晚稻。

　　一时间，杂交稻和超级稻变成让人爱恨交加的嫌疑对象。这些倾注了袁隆平等研究人员大量心血的品种，为提高水稻产量、解决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们又被怀疑为加剧大米重金属污染的幕后推手。

　　不过，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研究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本人最早的怀疑方向也与其他研究人员相仿，但随着试验样本数量的增加，他和合作者发现一些常规稻的镉吸附能力甚至更高，杂交稻中也有不少品种镉吸收量低。也就是说，镉吸附能力确实与各个稻种本身有关系，但与其是否为常规稻、杂交稻或传统稻种并不直接相关。

　　张玉烛是中国从事水稻品种镉吸附研究的少数专家之一。他及其研究团队从2003年开始此领域的研究，至今已对近千个水稻品种与品种资源镉吸附状况进行过测试，与王凯荣也有长期合作。

　　他认为，南方部分酸性稻田地区另类镉米的存在是一个不争事实，但与中国的高产稻战略没有直接关系。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内的稻种研究与推广忽略了稻种重金属吸附研究。

　　实际上，中国所有的水稻品种审定标准均不包含镉等重金属吸附指标。而稻田内究竟种植何种水稻，稻农又很难自主。

　　不仅如此，即使是少数对稻米重金属吸附指标问题表示关注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也很难申请到充足的研究经费。

　　张玉烛解释说，过去30多年间，中国人的主粮稻米经历了至少三个发展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人口骤增而土地总量不变的现实上，追求产量是第一要务，各种高产常规稻和杂交稻应运而生，那时连大米质量和口感都顾不上。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十几年间是第二阶段，此阶段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追求产量仍是主要目的，但已开始重视质量，如大米的外观、口感等。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人才开始注重大米的质量安全，初步关注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其他化工污染。“人们真正关注大米重金属问题，就是近几年的事。”张玉烛说。

　　重视抗镉水稻品种选育

　　面对镉米超标问题，有研究人员提出，中国的标准过于严格，可以考虑适当放宽。

　　有研究人员预计，如果中国将大米镉含量限值由0.2毫克／千克放宽至0.3毫克／千克，则低污染和非污染土壤中出产的另类镉米数量将大幅减少；如果放宽至0.4毫克／千克，则另类镉米所剩不多。实际上，日本的大米镉含量标准即为0.4毫克／千克。

　　但科学界的主流声音是不宜放宽标准。多年研究土壤镉污染区人群健康状况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环境研究所尚琪研究员表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大米能够达到含镉量0.2毫克／千克的国家标准，只要大多数稻米能够达到，标准就是合适的。“这个标准不能放宽，因为中国食品安全确实让人忧虑，标准严格一点是应该的。”他列举了与日本相对的美国例子，美国把标准定得更严格，为0.1毫克／千克。

　　当然，尚琪认为，中国大米的镉超标问题并没有一些研究人员所揭示的那么严重。

　　张玉烛亦坚信，科学界经过努力，有望把中轻度及以下污染程度土壤中出产的大米含镉量降至现行标准之内。

　　他呼吁，在中国南方部分土壤酸性严重的地区，其稻种推广在传统产量、品质和抗病虫害、抗高温抗倒伏等适应性之外，应当增加镉吸附量指标，把一些镉吸附强的品种排除在外。此外，要增加稻种镉吸附研究的支持力度，早日推出抗镉水稻品种。

　　张玉烛和一些同行认为，通过努力，上述研究目标数年之内当可实现。不过，实现这一目标会困难重重。而且，实验室环境与稻田生产环境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即使抗镉水稻品种艰难降生，稻农在经济成本上能否接受，大田实际生产规模的效果如何，也都是未知数。

　　在这些研究人员看来，政府部门等各界需要对抗镉水稻品种选育引起足够重视。仅凭少数研究人员的单薄之力，很难解决镉米等食品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