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致农村人才流失超八成 职业农民培养挑战大

　　破解职业农民培养难题

　　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差别在于，前者刀耕火种，是农夫；后者拥有农业技术专长、懂管理、会经营，是复合型人才。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不能走过去农技推广培训的老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培育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各地自愿申请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100个试点县(市、区)。但是，迄今为止，只有湖南、安徽、陕西等部分省市出台《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见》。

　　目前，职业农民培养普遍采取的措施：一是采取“职业院校+若干基地”的培训模式，进行“理论+实践操作”的培训；二是强化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三是建立职业农民人才成长机制。对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取得职业农民证书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三年以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为大学生村官；四是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这些措施具体实施中，由于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花钱费力难讨好。

　　当前，培育职业农民的最大矛盾是，客观上，18亿亩耕地上容不下5亿左右的劳动力；主观上，农村发展又需要留下文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农民。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人才更容易被城市吸引走。职业农民培养挑战巨大。

　　涉农专业学生不愿从农

　　一是学校相关专业萎缩严重。某省之前的农技校悉数并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后，只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保留农业技术系，开设食品工艺与检测、园林工程技术、畜牧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饲料与动物营养专业。实际上，是挂着农业技术系的牌子，走畜禽养殖、食品加工、园林工程的捷径。其他保留涉农专业的职业技术院校，也只保留了农产品质量检测这一个专业。

　　县市职业技术中学，都没有开设涉农专业。县市组织的农民工短期培训，也不涉及农业技术。这个省内有名的“211”农业大学，涉农专业只占三分之一。涉及品种改良、土壤肥学、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又不足涉农专业的三分之一。全国其他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设置情况，与某省近似。

　　二是体制变革切断回归之路。2005年，乡镇农技服务中心由事业单位变身群团组织，乡镇农技人员的身份从事业编制变成社会人。这一变革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切断了涉农专业毕业生回归农业之路。2007年后，随着“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吸引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农业院校毕业生。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些大学生大部分既不愿意当“农夫”，也不愿意留农村。在传统农民眼里，他们干不了抛粮下种、日晒雨淋、又脏又臭的活；在农技专家眼里，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水平，够不了农业技术研究、推广的“格”；在不少村干部眼里，他们是暂时无去处的“多余人”。

　　三是就业误解仍然没有消除。许多就读农科专业的学生不是自愿的，而是因为高考分数或者是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不得已进入农科院校。因此，本质上存在轻农思想。比如，某省农业大学涉农专业5年来毕业的学生，返回农村从事种植、养殖的，不足3%。职业技术学院和中职学校基本为零。许多大学毕业生宁可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乡务农。

　　懂农业的干部越来越少

　　一是基层农业管理人员流失。包产到户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在遍尝强行种植、养殖的苦头之后，开始“二个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种啥、养啥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采不采用新品种、新技术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大部分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因此名存实亡，许多乡镇农技站专业技术人员转岗、跳槽。调查的200个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已无专业技术人员。

　　二是部门缩编。在某省，以工业为主的县市农业部门科、所、站已经取消，尽管仍有三四十人，但90%左右的已经抽调到发改、招商等部门和工业园区。农业县尽管编制门类比较齐全，但90%左右不再从事与农业技术推广应用有关的工作。1998年以前某省农业大学、农技校包分配的毕业生，目前仍在县市农业部门的，不足1%。以某县为例，过去该县农业局、农机局、水利局、林业局和畜牧局共下设36个涉农部门，在编1592人。如今，只余农业局、水务局、林业局3个部门，在编一百余人。

　　三是职能转变。县市农业部门，虽然仍有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职责，但是，主要忙的是贯彻执行有关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作用非常尴尬，一是高度上不去。提的意见建议引不起各方关注，无法进入决策流程，空耗行政资源；二是身子扑不下去。农民已经很少直接接触到他们，他们已经成了农民眼里多余的机构、多余的人。

　　农村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一是乡村干部流失。乡村干部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要素，一个优秀基层干部可以带动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空间、收益等原因，乡镇、村社优秀干部流失严重，许多干部刚成长起来，就调走了。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村民自治根本无法进行，村级行政组织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又引起农民思想涣散，对农村发展失去信心。体制的不合理，使人才流失，而人才流失，又加剧了体制僵化。

　　二是外出务工流失。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向往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很多青壮年农民集体外出，多则三五年，少则一年，有的农户甚至放弃土地全家外出打工。青少年辍学人数也大大增加，而高校扩招又引导农家子弟大规模涌向东部、中部和西部发达城市高校。这个阶段，农村人才流失高达80%以上。特别是青壮年流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致命内伤。

　　三是农村人才流失。在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长期不敌一个月打工收入的情况下，农村人才被城市、优势产业、强势部门大面积掠夺，农村成为城市的人才输出地，而农村发展所需的人才却不能得到补充。发达城市挖落后城市人才，县城挖乡镇人才，乡镇挖村级人才。以某省某县某乡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考入大学、中专的1000多名学生，无一返乡。高中毕业返乡者，97%左右外出打工、经商。留在农村的，要么成为乡镇干部，要么以非农为生。而且，越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乡村，人才流失越严重。

　　破解之道

　　从现代农业、尤其是“工厂化”农业的需求看，是广泛应用技术经济性能优良的农业机器体系，是建设完整的高质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应用科学技术，是农业生产高度社会化、专门化。

　　满足如此需求的农民，不是县市职教中心能够培养出来的，必须通过大学、研究机构来培养。所以，必须调整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思路，才能多、快、好、省地培养出需要的、有用的、安心的、尽职的新型职业农民。

　　思路一，人财物向“三农”人才培养倾斜。

　　纵向层面，建立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区域中心、农业科技试验站为基础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仰仗目前的重点农业大学和71个农业科技园区，即可。无需再扩大规模。

　　横向层面，重视农业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专业协会、农户及相关涉农机构的有机衔接和相互促进，让科研人员与农民形成良好互动。“专家+协会+农户”的模式，可全面推行。

　　法治层面，应出台一系列关于农业科研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定农业科研的运行机制与经费投入等，使农业科研事业发展有法可依。目前，农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与部分被套取并存，使得农业技术创新严重不足。

　　思路二，培养职业农民重在质而非量。

　　把7亿以上的农村人口都培养成为职业农民，既没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这个必要。再退一步，把2亿农民培养成新型职业农民，没有这个需要，更没有这个必要。特别是现代农业，既是立体农业，又是工厂农业，重点放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因此，培养职业农民，也要以此为重心，从“量”的保证上升到“质”的要求。

　　思路三，办好农村学校。

　　居住分散，始终是农村的一大特点。集中居住，在丘区、山区很难形成规模。一方面，包产到户初期，许多新型农业技术、品种是通过乡村学校的外来教师带进去的。近年来返乡种地的农民工，多数也得益于当年的乡村教育。这就要求办好乡村学校，让乡村布满琅琅书声。

　　现在，重点学校、优质师资主要集中在城市。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未来4亿以上的人长期居住在乡镇以下这是国情决定的。教育质量的巩固和提高，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又靠继续教育。没有学校的影响和带动，农村教育就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办好农村学校，才能抓住农业现代化的大头。□

　　吴景双，四川乐山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