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建构江苏发展新引擎探析

　　对经济进行“逆风向而动”的反周期调节，旨在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当前针对经济增速放缓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就表现出鲜明的反周期特点，其有助于引导经济步入内源型增长轨道，也成为发展模式转换的重要契机。作为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在反周期操作中不失时机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破解结构性难题，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构筑发展新引擎，增创发展新优势，不但能够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泥沼，而且可为经济长远发展提供充沛动力。本文就此作些研析。

　　 

　　　　一、周期波动：经济增长的常态与典型事实

　　 

　　改革开放30年间，江苏经济保持了年均12.6%的快速增长，但由于内部传导与外部冲击机制的共同作用，同时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周期性波动。深入考察和审视这一时期周期波动轨迹、数量特征和形成机制，可以发现，反周期政策操作对江苏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经济周期波动的演进和特征

　　 

　　以增长率周期波动的“谷-谷”法来度量和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共经历了5次循环波动：第一次（1977-1980年）：该周期共经历4年。在这一次周期中，从1978年的高峰到1980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19.8个百分点。第二次（1981-1986年）：该周期共经历6年。从1985年高峰到1986年的低谷，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9个百分点。第三次（1987-1989年）：此次周期共经历3年。从1988年峰顶到1989年的谷底，增长率波动的高低落差为17.1个百分点。第四次（1990-2001年）：此次周期的时间跨度长达12年。从1992年高峰到2001年的低谷，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15.4个百分点。第五次（2002-正在进行中）：2002年江苏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并连续多年保持高位运行。该轮周期的高峰期为2007年，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身周期性回落、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收缩通道。

 

 

　　“图1”显示，江苏经济存在周期性波动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周期波动性质表现为增长型循环。经济的实质性增长成为周期波动的主旋律。前四轮完整的周期中，江苏经济增速虽有高低起伏波动，但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除1980、1982年分别增长4.8%、9.8%、1989、1990、1991年分别增长2.5%、5.0%、8.3%以外，其余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周期波动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二是周期波动形态表现为振幅减小、收缩平缓、谷位上升、整体位势提高。由于平均位势逐步扩大，前四轮周期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7%、12.7%、11.6%和12.9%，第五轮周期迄今平均增长13.8%。三是周期波动趋势表明增长稳定性较好。第1-4轮江苏经济波动系数分别为7.80、2.81、7.07和5.30，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趋势明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九五”、“十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稳态系数为0.07和0.14，增长质量系数为13.8和7.3，分别低于或高于“六五”、“七五”和“八五”时期。四是目前正处于第五次周期繁荣后的下行阶段。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与全球收缩期相叠加，使得江苏经济在高位上调整不可避免。

　　 

表1　改革开放后江苏经济周期波动情况

　　 单位：%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落差 ①	高度 ②	深度  ③	平均位势 ④	扩张期振幅⑤	收缩期振幅⑥	波动 系数 ⑦	变异 系数 ⑧
1	1977－1980	19.8	24.6	4.8	11.7	23.6	19.8	7.80	0.67
2	1981－1986	6.9	17.3	10.4	12.7	12.5	6.9	2.81	0.22
3	1987－1989	17.1	19.6	2.5	11.6	9.2	17.1	7.07	0.61
4	1990－2001	15.4	25.6	10.2	12.9	23.1	15.4	5.30	0.41
5	2002-进行中

　　 

　　注：①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②指每个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③指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④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⑤、⑥为经济增长率谷－峰落差、峰－谷落差；⑦为年增长率的标准差；⑧为标准差/区间内样本平均值。

　　 

　　（二）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化事实及成因

　　 

　　 

　　1、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因素。由于乘数-加速数机制的作用，江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出极强的波动性，其波动形态和周期长度与经济增长波动非常相近。1979-2008年，全省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为3.46，资本形成总额的标准差为4.79。根据HP滤波分析，江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1998-2005年存在负向缺口，其他序列区间为正向缺口，与经济总量缺口具有基本相同的分布状态，表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投资的影响。

　　 

　　2、消费波动对周期波动有一定的平抑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波动的周期规律性与GDP的变动不太一致，如最近一轮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周期的谷底出现于1998年，当年的居民消费增长率为6.7%，比整体经济周期的谷底提前了三年。这表明，消费对生产拉动的后向连锁度提高有助于减弱经济严重萧条局面的出现，对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熨平”作用。同时，HP滤波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1989-1994年、1998-2004年都出现了比较明显和较长时期的负向缺口，表明消费扩张低于潜在的消费需求增长，并且滞后于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不足。

　　 

　　3、进出口增长的波动比较强烈。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经济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前三轮周期基本上不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但在此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对外贸易量的扩大，进出口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HP滤波分析结果表明，江苏进出口总额在1997-2005年出现负向缺口，与经济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缺口年份基本相同。1979-2008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的标准差达11.9，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标准差。这表明，与固定资产投资一样，进出口波动的剧烈程度也比较高。

　　 

　　4、第二产业变动决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走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三次产业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升降波动特征，从不同侧面影响着整体经济波动，其中又以第二产业的影响最大。对第二、第三产业波动的去势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都出现过比较大的负向缺口，第二、三产业产出波动拉高了社会总供给的趋势水平线。经计算，1979-2008年，全省第二、第三产业增长的标准差分别为4.96和3.73，第三产业波动性相对较小，可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助于抑制总产出的波动。

　　 

　　5、技术进步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诱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水平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换，高成长产业对衰退产业的替代速度加快，以及资本增量扩张和存量的调整，江苏总供给与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平均增长位势升高，周期长度拉长。近年来，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速都在25%以上，2008年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出的比重已达28.5%。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制造、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三）反周期政策取向及其效应

　　 

　　在经济增长升降交替、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中，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纾缓经济波动的重要政策取向。通过反周期政策操作，发展的环境得到改善，发展的潜能得到释放，发展的竞争优势得到提升，这样既使经济保持适度高位增长，又避免了强幅波动。特别是从本轮周期以来，周期波动由震荡向平缓转变，经济繁荣时段大大延长，波动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稳定性和持续性显著提高。

　　 

　　在具典型意义的第四轮经济周期中，1992年江苏经济增长率达25.6%，成为历次周期中扩张最为强劲的一次，面对经济过热而出现的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1993年下半年，政府实施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1993-199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9.8%、16.5%、15.4%和12.2%；1997-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约束增强，经济增长连续三年下滑，增速分别为12.0%、11.0%和10.1%，1998年中央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调控政策，通过连续发行国债和扩张政府投资拉动内需，启动了经济增长，2000年全省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6%。2008年以来，江苏针对第五轮周期回调过快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加大反周期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内需遏制经济增长下滑，从财税、金融等方面支持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增产增效，一系列调控措施逐步显效。

　　 

　　　　二、反周期操作：长短期发展的耦合与互动共生

　　 

　　反周期措施在市场经济国家属于一项短期的扩张性刺激政策，其机理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增加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利用乘数效应增强社会投资意愿，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和活力。J.M.凯恩斯在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指出，为避免私人投资的不稳定性，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政府应采取逆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开始的政策操作，到新古典的“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主张的“透明”的干预政策，无不是在寻找理论和现实的平衡，世界经济波动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熨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反周期政策从被动实施转向主动实施，调控方式由直接的行政调控为主转向越来越多地运用国债、政府债券、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经济手段，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减轻了周期性波动因素的负面影响。

　　 

　　但是，国际发展实践证明，在经济衰退后要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和发展模式的成功跃迁，反周期操作就必须既注重当前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又注重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既注重经济总量调整，又注重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既注重资本、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又注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本轮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江苏经济，都正经历着由扩张期进入收缩期的周期调整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反周期政策，无疑将酿成剧烈的经济震荡，正如著名经济周期专家伯恩斯所注意到的“如果经济收缩一开始伴随着金融危机，那么几乎可以断言，经济运行将剧烈下滑，而且持续时间可能会超乎寻常”。同时，这次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了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端，证明经济持续增长缺乏新引擎。20世纪以来，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在反周期政策操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给我们带来众多启迪。

　　 

　　（一）必须统筹协调经济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

　　 

　　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在应对危机的反周期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经济总量下滑的问题，这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工业生产下降了14%。以凯恩斯理论为圭臬，美国通过加大高速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令美元大幅贬值来扩大出口等反周期政策操作，实现了经济短期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挑战，实际失业率高达12%，经济几乎陷入瘫痪。韩国采取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如向IMF申请580亿美元紧急救援贷款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重整沉重负债的家族式财团提高其经营透明度等，使经济短期内得到了恢复。

　　 

　　其次，由于经济周期波动中存在的总量失衡主要是由结构失衡引起的，如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不协调等，单纯进行总量调节而不进行结构调整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间的关系，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着力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桎梏，实现结构优化和发展模式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为刺激经济的发展，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鼓励资金流入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致使房地产价格暴涨。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美元大幅度贬值后，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的房地产业，更加刺激了房价的上涨。房价骤涨使日本沉浸在虚拟资产暴涨的神话中，忽视了对结构调整和长期增长动力的培育。1991年，由外来资本推动的日本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房地产业全面崩溃，企业纷纷倒闭，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受此影响，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15年的萧条和低迷。

　　 

　　（二）必须统筹处理技术创新与传统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定增长的强大动力。历史经验表明，依靠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国家能够较快地走出危机，之后的发展也更为迅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痛下决心依靠创新加速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出口立国”改为“科技立国”，致力于建立“以科技为中心的社会”；大幅增加研发投入，使其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从1997年的3.6%上升到2001年的4.4%，把大学的科技拨款占政府科研投入的比重从8.4%提高到12%；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实施《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法》；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等28个知识型产业。2004年，韩国进一步实施“十大新一代成长动力”科技发展工程，重点发展数字广播、智能机器人、新一代半导体和未来型汽车等十大高新技术产业。在应对危机中，韩国以创新为核心的反周期举措使经济转型步伐加快，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得到提升；韩国的经验还显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不是取代和淘汰关系，两者可以互为补充、并行发展，关键是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运用新技术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

　　 

　　（三）必须统筹兼顾短期稳定目标与长期发展

　　 

　　反周期调控不能仅仅着眼于稳定当前经济的短期目标，而应把短期的政策性调节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反周期操作中应以经济长期发展为目标，把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模式转型、增长动力全面提升等置于突出位置，着手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兼顾短期增长与长期战略目标的一致，在短期稳定和长期发展之间达到最优平衡。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日本在新能源、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超过欧美，经济竞争力随之跃居世界榜首就是典型的例证。二十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日本认识到，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发展方式的粗放、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等将严重制约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及时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和塑造适合本身经济特点的发展模式。这一时期，日本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将“科技创新立国”上升为基本国策，先后颁布了《新能源开发法》、《能源与环境综合技术开发促进计划》、《节能技术开发计划》等，促使经济增长动力和产业结构得到了有效提升。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日本实际GNP增长47%，而一次能源消耗量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一半，经济发展动力实现了实质性的跃迁，新能源、新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四）必须统筹协同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动力

　　 

　　在开放型经济中，内需、外需并不是相互分离的、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外需和内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在内外部需求平衡的选择上，应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国内的比较优势，拓展需求空间，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外需的作用。一方面，扩大内需可以相应地增加进口，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从而为稳定出口奠定基础。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为扩大出口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稳定外需也可以稳定国内的就业和劳动者收入，提高居民最终消费能力，同时也增加投资机会。韩国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到严重冲击就充分了证明这一点。二十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经济增长大部分依赖于外需，其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亚洲金融危机严使韩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经济陷入低迷，企业大量倒闭。

　　 

　　　　三、发展模式转换：既有路径的缺陷与式微表征

　　 

　　国内外反周期调节的实践教训表明，由于决定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与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密不可分，要提高短期的反周期调控效率，就必须彻底转换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模式和途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江苏经济受到的冲击日益显现，市场需求明显减弱，出口增长深度回落，实体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危机之下，江苏经济为何显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究其根源，在于既有发展模式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失衡。首先，江苏经济总体上仍沿用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高投入、高消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特征显著，当前生产要素已经进入高成本时期，无疑给本就资源匮乏的江苏经济雪上加霜，企业微利或亏损在所难免；其次，江苏许多企业处于加工组装等产业链低端环节，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国际竞争力较弱，抗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再次，江苏许多地方业已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体系，对外需的依赖度较高，而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尚未建立。上述发展模式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一再被强化，形成了比较强的“路径依赖”，而在经济周期的调整阶段，这种路径已很难维持。

　　 

　　（一）从发展动力看，仍以要素驱动为主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动力来源的重要指标，TFP提高意味着可在相同数量的资源投入下获得更多的产出，反之则意味着要素积累将在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下趋于停滞，资源再多也无法促进经济的增长。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及索洛残差法等，考察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东部省份在1999－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产出指标选用GDP，劳动力投入指标选用年末从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得到（计算过程略）。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类要素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平均
TFP增长的贡献	36.2	37.2	33.6	40.1	36.8
#技术进步的贡献	30.8	35.6	32.5	38.5	34.4
技术效率的贡献	5.4	1.6	1.1	1.6	2.4
#纯技术效率贡献	4.8	0.2	0.5	0.7	1.6
规模效率的贡献	0.5	1.4	0.7	0.9	0.9
综合要素的贡献	63.8	62.8	66.4	59.9	63.2
#资本贡献	57.6	55.8	59.0	54.0	56.6
劳动力贡献	6.2	7.1	7.4	5.9	6.6

　　 

　　由表2可知，1999－2008年间，除2003年外，江苏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势头，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2%，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36.2%，而同期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3.8%，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待提升。与兄弟省份比较，江苏近年来的TFP贡献率低于浙江与广东。江苏TFP增长贡献率相对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较低（对经济增长贡献为30.8%）；技术效率的贡献偏低（对经济增长贡献仅为5.4%），即经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和技术效率相对较低，资源配置仍不尽合理。总体判断，江苏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

　　 

　　（二）从发展模式看，外延粗放特征明显

　　 

　　近年来江苏转变发展理念，着力追求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经济增长，开始呈现经济持续增长、环境逐步改善的局面。但多年来经济结构性矛盾未能有效解决，增长方式仍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高能耗行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带动能源消耗大量增加。2008年江苏六大高耗能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耗总量达17506万吨标准煤，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高达80.9%。土地、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总用水量居全国首位。江苏环境容量小，污染承受能力弱，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废弃物排放多。2008年全省工业废弃排放总量22870.4亿标立方，工业粉尘排放量24.4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6.3亿吨，连续多年较快增长。

　　 

　　江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的演化，与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密切关系。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假说，随着经济增长进入较高阶段，发展方式得到转变，环境污染情况将逐步缓解。本文利用江苏1999－2008年的环境污染强度（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污染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水平（人均GDP）数据，来考察是否满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构建非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表3　各项主要污染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结果

　　 

	废水/增加值	废气/增加值	废物/增加值
常数项	1364.70（1.26）	-163.48（-2.35*）	4.63（0.24）
人均GDP	-232.08（-1.06）	34.31（2.45**）	-0.53（-0.14）
人均GDP的平方	9.88（0.90）	-1.77（-2.50**）	0.01（0.07）
	0.93	0.71	0.77
值	45.65	8.48	10.24

　　 

　　注：括号中为 t检验值，*表示在10%上显著，**表示在5%上显著，***表示在1%上显著；"F值"一行中的*号标注表示F检验的结果。下同。

　　 

　　由表3可知，江苏1999－2007年污染强度与经济增长的演变规律并不完全符合倒U型假说，三类主要污染中仅废气污染强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而废水污染强度和废物污染强度均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长，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强度水平先呈现下降的趋势，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又出现了反复，呈现增加的趋势。从这一结论讲，江苏转变发展方式任重而道远，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三）从发展格局看，经济结构不尽合理

　　 

　　产业结构方面：工业比重过大、结构偏重，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人均GDP达到3500美元的国家，三次产业比例为12:36:52，2008年江苏人均GDP已超570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6.9:55.0:38.1，二、三产业比重倒置，工业比重明显过大。工业结构偏重。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发展迅速。1990年霍夫曼系数为1.203，2000年为0.761，2008年为0.370；2008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比重高达71.2%，增速达15.6%，比规模以上工业和轻工业速度分别高1.4个和4.5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滞后。2008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38.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6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投资消费关系方面：投资扩张的欲望仍然强烈，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偏低。近年来，江苏投资率虽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高位，2008年为47.1%，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19.9%，而同年江苏为45.3%。与投资相比，消费增长相对缓慢，自1990年以来，江苏居民消费在大多数年份未随经济同步增长，“八五”时期，全省居民消费年递增16.4%，低于经济增长率0.6个百分点；“九五”时期年递增8.9%，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扩大至2.3个百分点；“十五”时期年递增11.9%，低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总体走低，2008年仅为42.1%，比1978年低10.3个百分点，比2000年低1.3个百分点。

　　 

　　集聚集约发展方面：江苏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工业园区的发展，规模大、增长快，但产业集中度不够，技术水平不高；园区企业多以低成本为基础的区位聚集，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强，缺乏具有强大带动作用的链核企业，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不多。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不多，大企业少而不强，还没有一家进入千亿级企业。企业大多处于加工组装等产业链低端环节，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产品附加值不高，增加值率一直在25%左右的低水平徘徊，而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

　　 

　　对Tech（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技术效率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进一步佐证了江苏经济结构的失衡。根据2000年以来产业结构变动、投资消费关系变动、产业集中程度等相关资料，对2000－2003年、2004－2008年两个时间段的Tech值进行回归分析（过程略）。计算结果（表4）显示，近年来各项表征结构变动的指标均与Tech呈负向关系，表明由经济结构变动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的速率比较缓慢。

　　 

表4　不同时间段内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2000－2008	2004－2008	2000－2003
常数项	2.28（5.94***）	1.58（2.77）	0.90（3.71）
产业结构变动	-0.82（-2.83**）	0.25（0.26）	0.83（3.07）
投资消费关系变动	-0.48（-2.33*）	-0.08（-0.24）	-0.52（-1.31）
产业集中度变化	-0.39（-1.56）	-0.68（-1.24）	－
	0.87	0.89	0.94
值	11.30**	2.79	8.56

　　 

　　（四）从发展效果看，质量效益有待提高

　　 

　　江苏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增幅保持高位，但综合考虑成本收益情况发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5　2008年苏浙鲁粤主要成本收益指标比较情况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元/人）	64520	62236	50683	65615
单位面积产出（万元/平方公里）	2954.4	2110.7	1977.5	1985.8
存款余额/GDP	1.26	1.66	0.88	1.58
贷款余额/GDP	0.89	1.38	0.67	0.95

　　 

　　由表5可知，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看，2008年江苏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65420元/人，比浙江和山东略高，但比广东（65615万元/人）低。从单位面积产出看，江苏2008年单位面积产出达到2954.4万元/平方公里，高于浙江、山东和广东等兄弟省份，但同期台湾地区的单位面积产出达到7540.9万元/平方公里，约为江苏的2.5倍，韩国单位面积产出为3683.8万元/平方公里，也比江苏高出729.4万元/平方公里，说明江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看，一个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值，反映了该地区即利用金融资源效率的强弱。2008年江苏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分别为1.26和0.89，均高于山东，但低于浙江（分别为1.66和1.38）和广东（分别为1.58和0.95），反映出江苏利用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相对不高。

　　 

　　　　四、建构新引擎：反周期中模式转换的基本思路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实现既保持短期经济较快增长、又使经济长远发展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减缓经济震荡，应充分利用经济调整期带来的转型契机，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作为动力，着力加快发展模式转变，强化整体竞争优势，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以集约内涵发展为特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新引擎，促进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循环的扩张期。

　　 

　　（一）内外需并举，实现增长动力转变新突破

　　 

　　一是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需求能否有效启动，事关经济复苏的速度与质量。应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振消费信心，改善消费预期，培育和引导消费热点，促进和扩大产业关联度高、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住房、汽车、旅游、通讯等消费。大力挖掘农村消费潜力，推动农民消费结构升级。二是在优化结构的前提下积极扩大有效投入。利用国家宏观投资政策调整的契机，实施积极的投资政策，发挥政府投资主导作用，引导企业、个人投资，把投资用在最直接、最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地方，用在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的行业上。大规模开展企业技术改造，大幅度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三是保持外需稳定发展。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度拓展传统市场，重点开拓新兴市场，大力培育新增长点，加快推进转型升级，保持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继续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力度的同时，通过并购国外成长性企业，并购研发机构、知名品牌和优质资产，投资资源性行业等，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储备竞争力。

　　 

　　（二）调高调优调轻调强，实现产业升级新突破

　　 

　　第一，更加突出现代服务业的地位。把现代服务业作为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突破口，抓住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服务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渗透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现代服务项目和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积极拓展金融、物流、创意、会展、商务等服务，提高服务外包企业的创新能力，以服务外包的发展促进制造业水平的提升、附加值的提高。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突出发展文化产业。第二，更加重视先进制造业的作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规模化、高端化、品牌化的要求，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做大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环保四大新兴产业；加速主导产业高端化，做强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船舶制造四大主导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品牌化，做精轻工、纺织、建材、冶金四大传统产业。重点发展一批技术含量较高、市场前景较好、竞争能力较强的大企业大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壮大一批重大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和重要产业基础。第三，更加支持产业由南向北转移。江苏经济梯度结构明显，南北差距较大。进一步提升苏南地区发展水平，“腾笼换凤”才有发展空间。要大力支持苏南有实力的企业到苏北发展。苏北地区通过承接转移项目，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整体产业层次。

　　 

　　（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增长驱动新突破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环节和关键举措。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支撑，以培养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为目标，力争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企业为主体，以应用研发为重点，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抓手，推动创新成果向企业集中、创新政策向企业倾斜、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大力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加强高新技术园区载体建设，构建科技创新创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大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力度，组织力量联合攻关，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职业培训。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集聚，靠人才优势形成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作用，让更多的创新资源向领军人才集中，大力引进国内人才，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开展大规模的各类人才培训，大力度推进职业技术培训。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用于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技术提高。

　　 

　　（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新突破

　　 

　　加大节能减排攻坚力度，大幅度降低资源环境成本。在经济快速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矛盾突出的背景下，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三种手段，加快建立激励、约束和倒逼三个机制，提高建设项目节能环保准入门槛，降低单位能耗水平，减少污染排放。加大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推进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淘汰落后生产力。只有压缩、淘汰一批落后企业，才能保护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企业，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加快江苏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三管齐下”，坚决淘汰一批高耗能、高污染、技术落后、缺乏市场的企业，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江苏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五）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发展环境建设新突破

　　 

　　一是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加快推进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方位、保基本、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居民消费信心；通过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加强对困难群体就业的帮扶力度，以促进就业增加内需。二是加大财政和金融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落实财税分配新体制，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理顺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为中小企业等提供持续稳定方便快捷的金融支持。三是增强科学发展与和谐建设的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评价考核指标的导向、激励、倒逼和约束作用，加强结构调整、产业优化、质量效益、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动态监测，真正让转得早的早得益、转得快的多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