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浙江价格变动及其相关影响研究

　　浙江价格变动所经历的三十年轨迹，很大程度上是伴随我国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价格改革不断深化的历程。三十年来，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价格体系和物价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通过调放结合，不失时机地逐步加大价格改革力度，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调整和改善。2008年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管理的价格（包括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已由1978年的1336种（类）减少为17种（类），基本形成了主要商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新机制，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十年中，由于价格高低起伏的波动，浙江省经济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浙江省价格运行态势及特点

　　 

　　三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调节有效需求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几度大起大落（见图1）。具体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图1　1979―2007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率

 

 

 

　　（一）第一阶段（1979-1984年），价格平稳运行阶段。这一阶段是价格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价格改革首先从改革农产品价格入手，大幅度提高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至1979年10月，全省农副产品提价和加价金额达4.8亿，平均每个农民受益14.5元。同时，工业品价格的调整改革主要是调整纺织品等行业内部不合理的比价关系，逐步放开工业小商品价格，至1983年全省下放的工业小商品价格达882种（类）。1984年从调整农产品价格为主转入调整工业品价格为主，并在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和部分化工、冶金产品中逐步推行了浮动价格。这一阶段价格改革的步子迈得还不大，没有突破单纯完善的计划体制框架，主要特征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价格波动除1980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8.8%以外，其他年度涨幅均不高于3.0%，六年间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3.4%，此阶段市场价格运行较为稳定。

　　 

　　（二）第二阶段（1985-1989年），价格大幅波动阶段。这一阶段价格改革重点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除少数重要农产品和少数经济作物由国家定价外，其他农产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许多工业生产资料形成了计划内平价、计划外议价的双轨制价格。同时放开了全部小商品的价格，并扩大了一般消费品市场调节价格的范围。对国家定价的商品和劳务价格进行较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基本完成由高度集中的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的过渡。但是由于经济的过热引发的投资消费双膨胀及货币超量发行带来的信贷膨胀，以及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加剧，使隐性通货膨胀在需求的拉动下爆发出来，进入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周期。这一阶段，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超过6.0%，年均涨幅高达13.8%，是前6年平均水平的4倍，其间涨幅最小的1986年为6.2%，涨幅最大的1988年为21.5%，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历史高点。

　　 

　　（三）第三阶段（1990-1991年），价格平稳回落阶段。面对巨大的通胀压力，中央迅即做出反应。1989年开始采取“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提出用3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使用大力度的调整措施。从宏观上采取了紧缩措施，包括压缩投资规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暂缓调价方案出台、对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等。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第二阶段的“以放为主，调放结合”逐步转向“抑制通账，调控结合”，严重的通货膨胀迅速受到抑制，价格涨幅明显回落，1990年和1991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分别上涨2.1%和3.5%，涨幅与改革初期相当。

　　 

　　（四）第四阶段（1992-1996年），第二次通货膨胀阶段。经过两年的价格稳定时期，价格改革重点由单一的“调放结合”模式转向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新体制。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重工业品、轻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权限进一步下放和放开，地方各级政府调整了一些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国家出台了多项财政、金融、外贸等措施，房地产、流通等与价格管理密切相关的领域迅速发展，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一半以上城市提高了房租价格。但是由于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以往那种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发展速度等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伴随的是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国内大量资金集中于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银行、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逃避央行的规定和监管，为房地产业大量融资，使得货币超量投放，信贷规模一再突破计划。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释放，价格水平强劲上涨，5年中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15.1%，其中尤以1994年上涨24.8%的涨幅达到这一时期的顶峰。通货膨胀再一次成为当年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随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物价的措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1996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至7.9%。

　　 

　　（五）第五阶段（1997-2002年），通货紧缩阴影阶段。由于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不景气，东南亚又爆发金融危机，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影响，再加上国内需求低迷，粮食价格持续下滑，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价格改革重心从直接制定、调整具体商品和服务价格为主，转移到研究制定价格政策、法律规章制度、宏观调控措施，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价格秩序上来。1997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迅速回落至2.8%，其中粮食价格率先下跌，降幅达13.6%，与1994年51.8%的涨幅相比大相径庭。其后五年，价格水平持续低位徘徊，并出现四年的负增长，各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99.7、98.8、101.0、99.8和99.1。

　　 

　　（六）第六阶段（2003年至2007年），价格平稳上升阶段。这一阶段国家对价格的宏观调控主要任务是防止价格再度出现大幅上涨。2004年出现以粮食价格上涨为龙头的部分重要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但2003年―2006年的四年间，价格总体保持平稳略涨态势，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0%。2006年底起，受养殖成本增加、消费需求量扩大以及运输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浙江省猪肉价格和全国走势同步，出现三轮大幅度上涨，价格水平屡创新高，出现的以猪肉价格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使得2007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4.2%，涨幅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新一轮价格上涨周期初显端倪。因此，国家实施了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以防止经济和物价出现过热过快的“双防”方针。五年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5%。

　　 

　　　　二、浙江价格变动的综合因素分析

　　 

　　价格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浙江省市场价格高低起伏的波动是社会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与经济体制转轨、经济政策调整、市场开放程度有关，又受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对浙江价格的变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价格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469.6%，年均上涨6.2%。与此相伴，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与1978年相比，2007年全省GDP增长超过35倍，年均增长13.2%，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价格上涨幅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价格波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时常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或通货紧缩的制约。

　　 

　　1.价格变动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1979年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伴随着价格的高低起伏呈现周期性的波动，经历了七个阶段（见图2）。

　　 

图2　　1979―2007年浙江省GDP增长率与价格变动率

 

 

　　第一阶段（1979―1984年），以较高的经济增长和低价格涨幅为特点。这期间正处于由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期，改革政策主导着价格变化和经济增长。在价格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价格改革以调为主，波动幅度不大，除1980年价格涨幅达到8.8%以外，其他年份价格涨幅均低于3.0%，六年间全省价格平均上涨3.4%；从经济方面看，随着价格关系的逐渐改善，经济活力不断增强，浙江经济增长速度跃上了新台阶，同期GDP年均增长率为13.6%，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良好格局。

　　 

　　第二阶段（1985―1987年），以高经济增长和较高的价格涨幅为特点。这一阶段，随着价格改革力度不断增大，与价值严重背离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得以调整，由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商品价格逐渐放开，价格上涨速度追赶着经济增长速度，三年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年均达9.9%，是前六年的3倍；而同期GDP增长速度为17.2%，高出前六年3.6个百分点，表现出“高增长高通胀”的格局。

　　 

　　第三阶段（1988―1989年），以较低的经济增长和高价格涨幅为特点。1988年全省GDP比上年增长11.2%，而当年的价格涨幅达21.5%，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经过1989年的治理整顿，经济迅速滑坡，跌入低谷，当年出现负增长，GDP比上年下降0.6%，而价格水平由于惯性作用仍然比上年上涨18.2%。两年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19.8%，而年均GDP增长率仅为5.1%，低于价格涨幅14.7个百分点。充分显示出“低增长高通胀”的格局。

　　 

　　第四阶段（1990―1992年），以较高的经济增长和平稳的价格运行为特点。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和宏观紧缩，高幅度的涨价势头得到抑制，并迅速回落，三年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4.3%。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逐渐复苏，增长速度逐渐攀高， GDP增幅从1990年的3.9%攀升至1992年19.0%，年均增长13.4%，高于价格涨幅9.1个百分点。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

　　 

　　第五阶段（1993―1996年），以经济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为特点。经过近三年的价格稳定期，国家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浙江经济走上高速运转的轨道，连续两年的增长率超过20%，四年间，全省GDP年均增长17.8%。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也呈现强劲的上涨势头，价格涨幅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1994年以24.8%的涨幅再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四年年均上涨17.1%，与经济增长速度一样达到顶峰，“双高”格局突出。

　　 

　　第六阶段（1997―2002年），以较低的经济增长和价格低位运行为特点。随着高通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增加，国家再一次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经济发展成功实现“软着陆”。但由于调控政策偏重于治理“通胀”，没有同时考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加之政策力度过猛，给经济的持续协调增长带来了隐患，经济发展步入了长达六年的调整期，经济增长率下滑。1998―2001年，全省GDP增幅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同时高位运行的价格水平也趋于平稳，并走入下降的轨道。六年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有4年出现负增长，累计下降2.6%，其余2年的价格涨幅不超过3.0%，6年平均价格涨幅仅为0.2%，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第七阶段（2003―2007年），以较高的经济增长及价格稳中趋升运行为特点。经过几年扩张性的宏观调控，通货紧缩的压力逐渐消失，粮食、钢材、煤电油运等基础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走出了持续6年的低谷，出现小幅上扬的运行态势。2007年下半年，随着粮油肉禽蛋等农产品价格恢复性反弹，价格水平再度攀高，拉开了新一轮价格上涨的序幕。五年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5%，走势较为平稳。与此同时，经济运行继续向好发展，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同期GDP年均增长14.1%，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

　　 

　　2.价格变动与经济发展明显相关

　　 

　　随着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迈进，经济增长与价格变动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表现出三个特征。

　　 

　　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价格涨幅紧随而上。改革初期，随着经济运行逐渐步入正轨，经济发展初见成效，1980年，浙江GDP增长率由1979年的13.4%提高到16.2%，价格涨幅也从2.6%攀升至8.8%。1984年和1985年，GDP增长率首次突破20%，达21.7%，价格涨幅也在1985年第一次突破两位数，达14.8%。1993年经济增长率以22.0%的幅度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价格涨幅也在1994年以24.9%达到颠峰。

　　 

　　第二，经济低速运行，价格涨幅也随之回落。1981年，浙江GDP增长率由1980年的16.2%下跌至11.5%，价格涨幅也由8.8%回落至1.7%。1989年全省经济急剧下滑，GDP增长率以-0.6%跌入谷底，价格涨幅也于次年跌到较低点，为2.1%。1997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15%以下，价格水平也于次年起连续多年低位运行。

　　 

　　第三，价格涨跌波动滞后于经济发展一年左右。当经济快速增长时，价格运行在第二年呈现快速上涨态势；当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时，价格涨幅回落也在第二年表现出来。综观八十年代以来浙江省四个经济波动周期，GDP增速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21.7%）、1987年（18.0%）、1993年（22.0%）和2003年（14.7%），价格涨幅的峰值分别出现在次年的1985年（14.8%）、1988年（21.5%）、1994年（24.8%）和2004年（3.9%）。在经济发展跌入低谷的1989年（-0.6%），价格涨幅在次年回落至2.1%。

　　 

　　3.价格过度波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走势跌宕起伏，经历了两次明显的通货膨胀：1988―1989年和1993―1996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年均涨幅达19.8%和的17.1%，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一次通货紧缩：1998年―2002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下降，年均降幅为0.3%。导致经济发展震荡剧烈，负面影响显著。

　　 

　　（1）通货膨胀的危害。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实际货币量超过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价格持续上涨的一种经济现象。回顾改革开放后浙江经历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受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拉动而引起货币发行量过多，从而导致货币贬值，价格上涨，总需求膨胀超过了总供给而造成总量失衡的结果。严重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危害很大，主要表现有：一是经济下滑明显。迫使政府采取“抽紧银根，压缩规模”的调控措施，必然导致经济波动加剧，经济增长率回调过猛。1989年，浙江省GDP从上年11.2%的增幅跌至0.6%的负增长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是加剧了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状态。来势凶猛的通胀引起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使得消费者、生产者和国家决策部门措手不及。三是降低了企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助长了粗制滥造的不良企业行为。在通胀严重的情况下，企业不怕卖不出产品，感觉不到市场对它的压力，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四是降低了一部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价格上涨越多，支出增加就越多，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就越多。

　　 

　　（2）通货紧缩的压力。通货紧缩是一种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货币现象，是指由于货币价值含量上升而造成名义物价下降。主要表现为价格水平在较长时期内呈下降趋势，而且价格的下降并没有带来消费的明显增加，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1998―2002年浙江出现的通货紧缩迹象，导致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供求严重失衡的局面。在商品市场中，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在生产领域内，国有企业累计亏损额日趋严重，开工普遍不足，生产能力闲置率大幅度上升；在劳动力市场中，数百万产业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困境；在资金市场中，巨额的不良信贷资产和投资风险的加大，使商业银行产生了“惜贷”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尽管国家采取了增发国债、降低商业银行存贷利息、开征利息税，提高城镇职工工资、减免出口税率、增加节假日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但“买方市场”仍没有大的改观，经济增长长期在低位徘徊。五年间，浙江省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0.9%，增幅仅高于1989年-1990年经济大幅回调时期。

　　 

　　（二）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在正常的情况下，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与商品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货币发行量过多，超过一定的额度，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普遍上涨。当商品价格上升到其吸收货币数量超过原价格条件下商品流通过程中所必需的货币数量的时候，就会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停顿下来。这时，新的货币流通数量就与新的价格普遍上涨条件下的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需的货币数量相适应了。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格水平的变化，这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和价格变动率的关系上得以充分的反映。对1980―2007年全国货币供应量（M0）增长率与下一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达0.72，相关度较高。从图3中可以看出，1984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0）高速增长，1985年浙江省价格涨幅突破两位数；1985年货币供应量（M0）的增速在紧缩中回落，导致1986年的价格涨幅回落；1992―1993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0）急剧膨胀，连续两年增幅在30%，浙江省的价格涨幅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随后货币供应量（M0）的增幅逐年回落，价格水平逐渐趋于平稳，1995―1998年全国货币供应量（M0）增幅徘徊在15.0%左右，浙江省价格涨幅也跌入低谷。由此可见，货币供应量（M0）连续几年超速增长，最终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可以这么说，货币供应量（M0）的高增长是经济高增长和高通胀之间联系的中介。

　　 

图3　1980―2007年流通中的现金增长率与浙江省价格变动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三）价格变动与消费增长的关系

　　 

　　伴随着居民消费价格高低起伏的波动，浙江消费增长同步运行（见图4）。当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涨幅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波峰时，消费品市场也呈现了一次强过一次的繁荣景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增长，并且各个波峰出现的年份完全吻合。当价格涨幅不断回落，降至谷底，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也同步回落，市场出现萧条。当价格涨幅在合理区间运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平稳增长，市场保持一定的活力。

　　 

　　对三十年来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率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得出：

　　 

　　相关系数R=0.78　可决定系数R2=0.6084

　　 

　　回归方程式：y=10.9152+1.1680x

　　 

　　其中R2表示有百分之多少的因变量能被自变量解释；y表示以上年为基期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x表示以上年为100的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从相关系数看，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之间相关性较高，引发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动的因素中，60.8%的因素是由价格变动决定的。

　　 

　　从回归方程看，两者的回归系数为1.17，表明居民消费价格平均每上涨1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平均增长1.17个百分点，价格变动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变动的影响程度相当大。这说明改革过程中浙江省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价格变动与市场运行完全连成一体。

　　 

图4　1979―2007年浙江省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价格变动率

 

　　（四）价格变动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较快，由1978年的23.2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8420.43亿元，累计增长约360倍，年均增长21.2%。伴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浙江省价格水平也出现明显的波动（见图5）。从相关分析看，浙江省的投资增长与价格涨幅关系经历了三个过程，从显著相关到高度相关又到低相关。

　　 

图5　1979―2007年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价格变动率

 

 

　　1.显著相关阶段。1979―1987年的九年间，浙江省投资增长率与当年的价格变动率的相关系数为0.72，属显著相关。这表明改革初期，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快速波及到价格变动，由于投资速度加快，原有的比例关系被冲破，出现结构性失衡，表现为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不足，共同促成基础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价格快速上涨。

　　 

　　2.高度相关阶段。1988―1997年的十年间，当年的投资增长率与下一年的价格变动率的相关系数为0.87，属于高度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与价格改革双重作用的结果。1992年以来，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日趋膨胀，至1995年的四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54.2%，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瓶颈矛盾，引起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同时，随着价格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大，除了放开了很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外，国家还提高了石油、电力等生产资料和粮食、棉花、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浙江省还提高了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公用事业收费。在固定资产投资日益膨胀的情况下，集中出台这些价格改革措施，必然导致价格大幅度上涨。如1993年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增长89.3%，1994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24.8%。

　　 

　　3.低相关期。1998―2007年，投资增长率与当年及下年的价格变动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2和0.37，表明这段时期两者几乎没有相关关系，或称低相关期。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的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预期因素在消费行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制度的改革，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最终消费不足，抑制上游价格向下游的传导。尽管2000―2004年浙江省投资增长率持续超过20%，但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价格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

　　 

　　（五）价格变动的相互传导关系

　　 

　　价格是连接买卖双方的中介，广泛存在于各种经济活动中，与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三十年来，由供求关系形成的各种价格波动互为影响，互为制约，互为传导，对相应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农业生产领域价格的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价格也是左右市场价格变动的“领头羊”。价格变动在农业上的反映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关联上。三十年来浙江省农产品收购价格（由于方法制度变化，2001―2004年数据缺失，2005年起改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1979―1983年没有统计）走势基本同步（见图6）。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第一环节价格上涨，一方面直接导致作为消费资料的农产品通过流通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价格更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由于成本上升推动出厂价格上涨，最终也必然导致进入消费领域的工业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居民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涨。在价格高涨的1994年，浙江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36.8%，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6.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8%。

　　 

　　在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提高了农民生产性收入的同时，粮油肉菜等食品类零售价格上涨也增加了农民生活费用的支出，同时农资价格的大幅攀升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的投入，导致农业生产高投入、低收益现象逐渐扩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扬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如1994年浙江省农民人均农资支出增长35.9%，出售农产品收入增长13.6%，由于农资价格上涨26.5%，农民人均420元的农资支出中，有88元是由于价格上涨而多支出的，按同期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36.8%计算，农民出售农产品628元的人均收入中因价格上扬而增加收入169元，其中逾五成被农资涨价因素所抵消，使农民收益受损，影响务农积极性，并导致农产品产量的下降而引发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图6　1979―2007年浙江省居民消费、农产品、农资价格变动率

 

 

　　2.工业生产领域价格的关系。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中间环节，价格变动在工业企业中的反映就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及对消费领域的传导。根据价格传导规律，商品价格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到消费品。

　　 

　　从供应角度看，工业品生产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的传导，不仅在时间上具有超前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从需求角度看，居民消费价格波动引起的市场供需变化反过来也影响着工业品价格的变动。对1990―2007年（工业品价格统计从1990年开始）浙江省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动率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率的相关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达0.93，表明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属于直接传递。

　　 

　　从生产企业内部看，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自身产品出厂价格涨幅与原材料购进价格涨幅比较接近时，企业就有盈利。当原材料购进价格涨幅大大超过企业自身产品出厂价格涨幅时，必然形成较大成本压力，企业甚至无利可言。2000年以来，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导致上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不畅，上游产品涨价对下游工业消费品价格影响减弱。七年中，浙江省工业企业一直面对原材料价格指数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高进低出”价格运行格局（见图7），即在价格下降时，原材料购进价格下降幅度小于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幅度；在价格上涨时，原材料购进价格涨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2001-2002年，浙江省原材料购进价格的下降幅度小于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1.3和0.6个百分点；2003-2007年，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5.2、8.4、3.1、1.8和2.9个百分点。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逐渐超过同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形成明显的“剪刀差”，差距不断扩大，从2004年的1.1个百分点扩大到2006年2.7个百分点。说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向下游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转移，工业企业特别是加工企业的成本上涨无法实现转嫁。这种现象持续存在表明整个价格链在生产环节已经出现了阻滞现象，企业效益明显下降。

　　 

图7　1990―2007年浙江省居民消费、工业品、原材料价格变动率

 

 

　　　　三、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质量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不断攀高的价格水平也引起城乡居民收入、支出的连锁反应，影响着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十年来，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部分居民已叩响了富裕的大门，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城市，从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两个“大锅饭”拉开序幕，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的所有制结构调整由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向大力发展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变，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32元跨越到2007年的20574元，增长了61倍，年均递增15.3%。

　　 

　　在农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从农村经济初步迈入市场化的轨道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65元增长到8265元，增长了49倍，年均增长14.4%。

　　 

　　期间浙江省价格总水平也不断攀升，其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年均上涨6.5%，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年均上涨6.2%。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年均皆上涨8.2%。从图8、图9看出，价格变动与收入增长存在相互推动的关系，在通货膨胀最为明显阶段（1993―1995年），城市和农村价格年均涨幅分别为21.0%和19.5%，城乡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长幅度也达到顶峰，分别为33.4%和29.7%，但扣除价格因素，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幅度为10.3%和6.5%，价格上涨对居民收入有较强的制约作用；在价格持续低走阶段（1998―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也缓慢增长，年均名义收入增幅仅为9.7%和6.0%，由于价格出现负增长，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为9.8%和6.7%，超过了名义收入增幅。

 

图8　1979―2007年浙江省城市价格变动率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

 

 

图9　1979―2007年浙江省农村价格变动率与农民纯收入增幅

 

 

　　（二）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收入的快速增长为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打下物质基础。三十年来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享受型转变，消费模式由传统趋向现代，生活质量全面改善。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091元，比1978年的301元增长46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442元，比1978年的157元增长40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5.2%。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价格上涨而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降低消费水平，价格下降而减少消费支出，提高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往往要被价格上涨因素所削弱，它的增长速度不仅受生活质量改善的影响，同时还要取决于价格涨幅的高低。以价格涨幅最高的1988年和1994年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53元和4079元，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53元和1223元，由于同期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23.4%和24.7%，城镇居民当年的消费支出中有275元和808元是由于价格上涨而多支出的，占消费支出增加额的78.1%和66.1%，因此可以说在价格高涨的年代，城镇居民增加的消费支出有七成左右被价格上涨所抵消，只有三成左右用来改善生活；同期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19.8%和24.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839元和1680元，比上年增加了180元和417元，其中有70.8%和73.9%被价格上涨所抵消，只有29.2%和26.2%用来改善生活。在价格水平持续低走的1998―2002年，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1%和5.4%，增速缓慢，但由于当时的价格水平基本上处于负增长状态，居民增加的消费支出全部用来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水平。

　　 

表1　1979―2007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价格

变动率和消费支出增幅

　　单位：%

年　　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2.6	8.8	1.7	1.9	2.8	3.7	15.1	6.3	10.9	23.4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1.8	14.3	6.1	6.4	19.8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幅	21.1	17.4	11.2	-1.1	2.8	16.1	41.5	21.9	13.5	32.1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幅	11.5	9.7	39.1	13.1	7.9	13.2	28.5	18.4	17.5	27.3
年　　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16.8	2.1	5.6	9.2	21.4	24.7	17.0	9.8	4.1	0.5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19.6	2.0	1.5	4.8	17.4	24.9	16.4	7.0	2.1	-0.7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幅	7.1	3.1	12.6	19.3	32.6	42.8	29	9.5	7	0.8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幅	10.5	2	8.6	8.3	13.6	33	41.5	13.6	5.1	1.8
年　　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0.5	0.9	-0.4	-1.2	0.5	2.8	1.5	1.1	3.9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1.5	1.1	0.0	-0.7	2.9	4.6	1.2	1.0	4.4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幅	4.9	7.6	13.3	9.6	11.5	9.5	15.2	8.9	5.6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幅	-2.9	15.1	7.7	6.2	16.1	8.7	11.9	10.5	11.8

　　 

　　（三）价格的过度上涨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

　　 

　　在价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几度出现阶段性的通货膨胀，冲抵了居民增加的收入，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压力有所增大，低收入家庭受影响程度尤其明显，他们的消费模式仍以解决温饱为主，而享受和发展的消费则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食品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涨价潮中，低收入群体正常的温饱生活受到强烈冲击，收支倒挂现象有所显现，生活压力明显增大。在通货膨胀最明显的1988年、1993年和1994年，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分别上涨21.5%、19.8%和24.8%，其中食品类价格分别上涨27.2%、20.8%和32.2%，同期浙江省城镇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21.7%、27.4%和31.2%，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幅度7.7、11.1和8.6个百分点，由于价格的高幅上涨，低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909元、1809元和2505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94.4%、89.4%和94.4%，分别高于同期城镇居民平均值3.0、10.7和13.9个百分点。尤其是食品类价格涨幅创历史最高的1994年，那些以食品支出作为家庭刚性消费的低收入家庭濒临入不敷出的窘境，当年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5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32元，食品消费支出高达1564元，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62.4%，高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14.9个百分点，由于食品类价格上涨31.2%，低收入家庭购买食品人均需多支出372元，占可支配收入增加值的58.9%。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不得不将当年所增加收入的五分之三用于应付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在住房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开始进入改革及水、电、燃料价格全面上涨的年代，收入水平最低的居民家庭生活负担无疑加重了很多。

　　 

表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支出相关数据

　　单位：%

	1988年	1993年	1994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21.5	119.8	124.8
其中：食品	127.2	120.8	132.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	29.4	38.5	39.8
低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	21.7	27.4	31.2
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人/元）	1453	2856	4079
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幅	32.1	32.6	42.8
低收入居民消费性支出（元/人）	909	1809	2505
低收入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幅	28.9	24.3	38.5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91.4	78.7	80.5
低收入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94.4	89.4	94.4
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比重		49.4	47.5
低收入家庭食品支出比重		61.2	62.4

　　 

　　　　四、几点启示

　　 

　　经过三十年的价格改革，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经历了两涨两落两平稳的运行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究其原因，得以启示：在价格改革和宏观调控中，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是要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实现价格对价值的合理体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严重，农副产品价格长期过低。放开搞活后，一些长期偏低的农副产品价格向价值回归，大幅上涨，引起八十年代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涨到一定水平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平衡，趋向稳定，实现了从短缺经济到总体平衡的根本转变。以后不同时期发生的农副产品价格“涨涨”“跌跌”，既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反映了我们对价值规律认识还不够深，运用中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我国价格改革和宏观调控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遵守市场运行规律、价值规律。

　　 

　　二是经济要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与价格上涨紧密联系，每次经济高增长都带来价格大幅上涨。因为我国及浙江省经济仍是粗放型经济，高增长必是大投入，高能耗，往往会引起原材料、能源供不应求，从而推动价格上涨。要稳定价格，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主创新，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高科技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三是统筹兼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防止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仍将是今后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整个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伤害不容忽视。价格改革目的是推进经济可持续的发展；价格改革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要全面统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生产各环节的平衡，统筹城乡、生产与消费关系，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运用，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