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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层次探索推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探析

中国市场调查网  时间:2008年6月20日   来源:广东省统计局

  内容摘要:区域发展不协调是广东推进科学发展的短板。本文根据区域发展理论,解剖广东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弱、城市核能不足、后发无优势等问题。通过借鉴和学习世界成功经验,探索推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广东一直致力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难题。在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区域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成效;但珠三角地区与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的差距仍然很大,区域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广东加快推进科学发展的短板。本文旨在解剖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症结,从更深层次上探索推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差距扩大 不容忽视

   

  广东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1。与珠三角发达的经济相比,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简称东西北地区)也统称为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珠三角发展水平加快提升,东西两翼出现良好端倪,北部山区后发优势逐步发挥;但区域经济发展目前仍面临较多的问题,珠三角与东西北地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增大,对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已不容忽视。

   

  1、经济总量差距拉大。2007年,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GDP只相当珠三角的8.4%,9.3%和8.3%;与2000年的12.7%、11.3%和9.0%相比,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东翼下降4.3个个百分点,西翼下降2.0个百分点,表明珠三角与东西北地区的差距正不断拉大。

   

  2、发展不均衡程度增大。可用离散系数反映区域相对差异状况,离散系数大,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不集中,差异较大。2000-2007年各区域离散系数由0.4699上升到0.5345,各区域处于较高差异区间。也可以用基尼系数度量各区域人均GDP变动趋势,基尼系数越大,区域不协调性越大。2000-2007年各区域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呈扩大趋势,由0.2647上升到0.2988,扩大0.0351,显示广东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渐加深。

   

  3、“极化”迹象有所显现。2007年,21个市中人均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0%以下的市有7个,比1997年多2个;而处于中游的城市,即人均GDP在全省平均水平-25%—+25%区间内的市,2007年只有2个,比1997年减少2个,城市经济水平分布逐步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变化,趋势不容乐观。

   

  广东各区域经济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带来明显的消极作用:一是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相违背。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我国比较普遍的社会心态,广东作为一个只有17万平方公里的省份,居民承受“不均”的能力是有限的,区域差距过大,还可能会激起一系列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狭小,市场日益萎缩,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关系的扭曲,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反过来也拖累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四是落后地区容易产生了埋怨,甚至抵触情绪,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工作积极性。

   

拓宽视野 解剖症结

   

  面对区域发展不协调这个世界性难题,各国经济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已形成区域发展理论的众多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输出基础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都在不同方面解答了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一、以“输出基础”论:主导产业带动力弱

   

  输出基础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首先提出的,后经蒂博特、罗曼斯、波洛夫以及博尔顿等人发展完善。主要观点为“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形成产业集聚并创造工业‘核心地带’,从而带动外围连续发展”。

   

  基础输出理论本质上强调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一个地区经济要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需要有主导产业,如果这个地区的主导产业竞争优势越大,比例越高,产生的“辐射效应”越强;并带动上下游产业向本地区集聚,从而支撑、主宰区域经济发展。从目前看,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的主导产业对本地经济的带动力明显不足。

   

  ——主导产业对全省影响力低。2006年,东翼工业制造业中增加值最大的塑料制品业、纺织业等5大行业,占当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7.1%;西翼的石油加工、农副食品加工和金属制品业等5大行业占72.2%,北部山区黑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5大行业占54.3%。但与全省比,这些行业十分羸弱。三个地区各5大行业中,除了西翼的石油加工业占全省73.8%外,其余各行业在全省的比重都比较低,如东翼增加值最大的塑料制品业只占全省10.4%;粤北山区增加值最大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只占全省31.7%。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对全省的经济影响力十分低。如东翼和粤北山区均列第5位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西翼列第5位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占全省同行业比重均在1.3%以下。

   

  ——大型工业企业数量偏少。2006年全省有343家大型工业企业,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分别只有7家、4家和13家,只占2.0%、1.2%和3.8%。大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分别只有10.8%、22.9%和15.8%,远低于30.2%的全省平均水平。

   

    二、以“增长极”论:核心城市无核能

   

  增长极理论是19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先提出的,布代维尔、缪尔达尔、赫希曼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同周围区域构成一个势差,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力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增长极理论强调了构筑增长中心点,即增长极对加快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增长极理论提出后,许多国家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并取得相当的成效。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就是增长极理论很好的运用,利用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优先发展了特区经济,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但从东西北地区发展看,核心城市增长极并没有形成。

   

  ——从全省范围看,核心都市影响力下降。广州、深圳两个龙头中心城市无疑是全省个区域的增长极,2007年,广州、深圳GDP分别达到全省23.0%和22.1%,但两市目前都尚不拥有足够强的集聚功能和辐射作用。据测算,1996—2002年共7年间,穗深经济平均(名义)增幅高于全省平均4.2个百分点,但到最近五年穗深平均(名义)增幅低于全省平均0.4个百分点,穗深对全省的贡献率减弱。

   

  ——分区域看,东西北地区均缺少自身的经济核心。汕头、茂名和韶关分别是东西北地区传统经济强市,2000年汕头、茂名和韶关分别占各区域经济总量的42.2%、43.9%和25.5%,在各区域占优势地位;同时这三个城市经济结构在本区域也有结构优势,二、三产业比重较高。三个城市可谓是各自区域内的核心城市,理应起到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但经过多年发展,汕头、茂名和韶关在本区域内并没有形成增长极,区域内反而呈多极发展态势。到2007年,三个市GDP分别占各区域的41.7%、37.9%和22.8%,与2000年比均呈下降趋势,对本区域的影响力也不升反降。

   

    三、以“梯度转移”论:后发无优势

   

  梯度转移理论提出“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与组织方法等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处在成熟、衰退过程中,按顺序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日本小岛清提出的“雁行模式”,即按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梯度,分别为第一、二、三、四批大雁,以日本带头按顺序起飞,并形成东部亚洲经济强劲发展。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相邻,具有明显的“落差”,在珠三角经济升级后,东西北地区可利用“后发优势”快速发展。但东西北地区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但在经济总量上拉大与珠三角的差距,并且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与珠三角的差距也在拉大,后发优势并没有显现。2001-2007年,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GDP年平均增长9.7%、11.8%和13.9%,远低于珠三角年平均增长15.6%。东西北地区共有12个市,除清远和河源2市增速分别高全省平均水平6.1个和5.1个百分点外,其余10个市增速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当前信息发达、交通便利,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辐射力不断延伸,范围已不仅仅局限在广东境内。与广东相邻的闽南、湘南、桂东等城市群与广东东西北地区形成新的竞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2006年湘南(衡阳、郴州和永州)职工平均工资16000元,低于粤北山区的17307元;桂东(梧州、贵港、玉林和贺州)职工平均工资也低于西翼。这些城市群除劳动力成本优势外,在税负、土地均有一定的优势,比东西北地区更容易成为香港和珠三角经济扩散的优选对象,近几年经济增长也明显加快。东西北地区更像“斜坡”而不是洼地,后发优势难以形成。

   

    四、以“区域创新”论:缺乏科技引擎

   

  创新理论由熊彼得提出,根本思想就是指新的发明引入经济实践中,从而使发明形成商品化。当前各种创新理论方兴未艾,其中区域创新体系解析区域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指出创新能力是区域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应成为各区域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创新体系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活动之间互动关系,其中技术创新居主导地位。技术创新是区域内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构成区域性组织系统并通过发明或技术改进引入生产体系,形成产品竞争力,最终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

   

  东西北地区在科技投入方面远远落后。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企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只有0.4%、0.2%和0.3%,远低于全省0.8%的水平。东西北地区科技三项费用合计不到全省的6%;科技三项费用占本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只有0.7%、1.0%和0.5%,远低于全省2.3%的水平。

   

    五、以“倒U字型假说”论:区域协调任重道远

   

  区域经济发展日趋不平衡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为解答区域不平衡趋势难题,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区域不平衡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在对这些国家实际测算中,当人均GDP(GNI)在3000—5000美元时,一般都到达倒U字型的顶端,如巴西、哥伦比亚与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均处于较为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阶段。

   

  广东对解决区域不协调制定了很多政策,从1985年召开山区工作会议,制定加快山区发展的步骤、措施开始,到2006年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解决区域不协调倾注心血,也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并不明显。结合“倒U字型假说”,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当前人均GDP在4000美元左右,是区域经济极端不协调的区间内,解决区域不平衡决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而是重点要阻止“急剧扩大”和“过分悬殊”。

   

  通过以上结合理论的对比分析,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纵横交错的画面,造成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原因存在于区域经济建设的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借鉴经验 理清思路

   

  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但一些国家在解决区域不协调上的成功范例,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借鉴。

   

    一、美国:着力提升西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

   

  美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曾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二战以来,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幅远高于东部地区,到1980年代,美国东北部人均收入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不到10%,说明东西部发展已基本平衡。

   

  ——致力于改善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美国联邦政府长期以来,很少直接投资生产性项目,而是通过改善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依靠市场引导资本、人口、资源向西部地区流动。中央政府承担有限责任解决区域差距问题。为了增强落后地区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政府还制定了种种优惠政策。对于在欠发达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在欠发达地区购置资产和投资的企业,政府给予折扣以及税收、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等方面的优惠。通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落后地区的不利条件,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从而刺激了私人资本投资,增加了就业,带动了经济发展。

   

  ——注重培育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美国政府十分注重落后地区转变观念,强调培养自我发展能力,对教育培训事业十分重视。1990年代以来,联邦财政补助的17%以上都是用于教育事业。除了兴建教育基础设施、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还投入大量资金培训失业人员,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技术水平,掌握行的技能,增强重新就业能力。

   

  ——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了一大批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军工企业,主要分布在西部。二战以后,西部和南部抓住美国大量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的契机,迅速发展了宇航、原子能、电子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推动了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美国几个最著名的高新技术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如加州的“硅谷”、北卡罗来纳的“三角研究区”,佛罗里达的“硅滩”、亚特兰大的计算机工业等都位于西部和南部。

   

    二、德国:以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主导

   

  1990年德国统一后,东西部经济差距非常大,当时东德地区人均收入只有西德地区人均收入的40%左右。德国缩小区域差距的中心思想是通过经济资助,形成了德国以国家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区域政策。

   

  ——在法律框架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德国建立了完善的区域政策法规和规划体系,区域促进的法律体系十分健全,区域政策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稳定性强。如德国的《联邦基本法》、《联邦空间布局法》、《联邦改善区域结构的共同任务法》都规定了政府必须出资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标。同时,建立了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政策的最高领导机构——联邦规划委员会。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各司其职。只有在法律框架内的“问题地区”才能获得区域政策的支持。

   

  ——主要运用财政手段实现区域政策目标。促使联邦、州和各级地方政府间通过平衡拨款(横向平衡),达到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相对平衡。财政收入性的转移支付覆盖范围只包括按一定的类型和标准划定的所谓“问题地区”,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十分严格,并建立成为德国区域发展的中长期政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1990—2000年间,援助资金累计多达1.6万亿马克,用于解决东部地区的失业问题、改善投资环境以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改造,以及对落后地区的工商企业、旅游企业提供免税投资补贴、财政担保等。

   

    三、意大利:实现生产有序转移

   

  自1950年意大利实施南部开发以来,对南部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完成了上千个项目,基本建成现代化交通网络,建立了具有现代经济和社会特征的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90年代,南方家庭在饮食、购置衣物、房产、家具方面的消费,已基本与北方持平,南部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开发体现政府主导,分三个阶段有序推进。

   

  ——以基础设施建设奠定开发基础。政府把加强南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南方开发和推进南方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来抓。政府在第一阶段对南方的投资,除土地改革的费用以外,基本上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50开始,到1980年代初,南方已建成现代化的交通和输电网络,各大区的主要市镇都通了高速公路,骨干公路达到10.3万公里,公路里程每平方公里达到0.8公里,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

   

  ——以设立工业发展区为增长极带动工业化进程。自1958年开始,意大利南部开发政策的重点从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转向大力促进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政府首先在南方建设“工业发展区”,通过吸引工业企业和项目在工业发展区的集中,实现南方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发展区的基本建设任务由开发公司承包,南方基金局为之提供所需资金的85%,并通过配套的优惠政策扶持工业发展区的壮大,为南方工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性环境。

   

  ——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失业等问题。意大利政府第三阶段对南部开发的政策重点是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失业问题。1976年政府颁布法律规定,改革以往单纯依靠大企业来促进南方工业化的做法,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对于南方兴建新企业、扩建和改造老企业给予占固定资本投资40%的优惠贷款,利率为普通利率的30%。以政府补贴方式对更新设备和进行结构改造的企业给予占投资总额70%的优惠贷款。同时成立的南方金融租赁公司,专门向该地区中小企业优惠出租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流水线。

   

  由于各国各地区经济实力、发展阶段、政治人文环境的差异,解决区域不协调也各具特色:美国面积广阔,民风崇尚自由,富冒险精神,其发展落后地区经济以给政策、“搭舞台”为主,给企业和人们充分发挥的空间。德国统一后,原有的政治体制极大差异,经济水平极大差距,同时当时西德政府有雄厚的财力,所以发展落后地区以财政转移为主导。意大利国土狭长,轻工业发达,特别是手工业在欧洲占一席之地,其政策也极有针对性。这些经验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1、注重培育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转变欠发达地区发展观念,加快由“输血”的外源开发向“造血”的内源开发转化。

   

  2、重视发挥政府在区域协调中的作用。成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区域政策,领导、组织、协调并监督欠发达地区建设。

   

  3、制定明确的区域发展规划。区域政策具有连贯性和针对性,能够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制定明确的区域政策目标,提出明确的任务和要求。同时,营造稳定的法制环境,实现法治保障。

   

  4、重视加大欠发达地区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前期投入。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的参与建设。改善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增强落后地区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

   

  5. 注意培植欠发达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点带面带动经济加快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增加科技投入、新建科学技术中心, 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跳跃”发展的突破口。

   

把握契机 加快推进

   

    一、以“解放思想”为契机,转变观念、优化体制,营造奋勇争先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是当前及今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前提。目前的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发展梗阻,首先是思想停滞、思想尚存桎梏的结果,也必须首先以思想解放来解套。

   

  1、着力解决欠发达地区观念与体制滞后局面。破除小进即满的保守观念,破除“等、靠、要”的惰性观念,加强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学习,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新思维和新事物,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2、优化完善区域经济体制机制。扎实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倡导“政府要小,管事要少,服务要好”,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在下放权限、精简环节、压缩时限、提高效率上下功夫,为基层、为企业加快发展创造最优环境。

   

  3、打破地区封锁,建立统一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产业转移,使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流动中得到整合和优化。

   

  4、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有序地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强化基层司法机关建设,切实推进执法规范化。

   

    二、以“双转移”为契机,强化增长极、加快梯度扩散、实现优势互补,优化全省区域经济布局

   

  “双转移”指引导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力在珠三角与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之间合理有序渐进梯度转移,是优势高度互补的体现。“双转移”可优化珠三角地区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同时降低外来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和社会管理压力;同时加速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工业化进程,迅速壮大经济实力,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1、引导产业有序择优转移。推进珠三角与欠发达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向纵深拓展,建立珠三角与欠发达地区的联动机制。明确制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目标、进程、程度等,优先转移对欠发达地区经济拉动作用大、效益好、环境破坏小的产业。对符合条件、属于“双转移”的项目和企业,省级有关部门在土地指标、技改贴息、项目审批、税收和出口产品贴息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和给予优惠。

   

  2、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改善园区软硬环境。加强省对产业园区规划和建设的统一协调和领导。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在用地、用电、税收上给予一定的财政倾斜支持,尽快形成产业聚集平台。同时高度重视产业转移衍生的环境保护问题,改善和优化产业园区的发展环境。

   

  3、重视对转移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正确地处理引进技术与开发专利的关系。既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原始性创新外,还鼓励和支持企业重视技术的消化与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创新,形成技术的再创新能力。

   

  4、加强信息交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开发对欠发达地区合作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工作。利用各种媒体和多种形式,宣传“双转移”,介绍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情况和典型经验,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的氛围。

   

  5、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协调各省级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倾斜和存贷比考核,适度增加对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指标和放贷规模,对“双转移”重点项目提供优惠便利的资金保障。

   

  6、加强对“双转移”的督查工作,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三、以“竞争性扶持”为契机,整体见公平、个体见效率,提升欠发达地区竞争力

   

  在现有扶持欠发达地区政策实施效果的基础上,突出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性,更突出财政转移支出竞争性和效率性,着力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后劲。

   

  1、进一步组织好现有扶持工程。在省级财力允许的限度内,继续实施倾斜发展战略,加大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并对有条件的地区加以重点扶持,以形成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的专项拨款,缓解欠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求矛盾。适当降低投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比例,保障欠发达地区有更多项目能享受到省重点项目的倾斜支持。适当降低欠发达地区重点项目的准入“门槛”。

   

  2、继续实施和完善激励型财政政策,提高欠发达地区的造血和自我发展能力。对发展中最关键、最急需、辐射或带动效应最大的领域集中资源实施重点突破。针对财政扶持资金重分配轻管理、财政资金监管乏力的情况,加强财政扶持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跟踪问效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加大劳动力扶持和培训力度。营造人才“洼地”,对欠发达地区的新增转移劳动力在入户、教育、住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实施积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实施免费技能培训、加大贫困农村适龄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等多种方式,推动本省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就业。

   

  4、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推动耕地改造开发,推进现代标准农田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推动土地资源集约使用,增加欠发达地区可开发土地,解决发展瓶颈问题。

   

  注:本文珠三角含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和肇庆9市;东翼含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4市;西翼含阳江、湛江和茂名3市;粤北山区含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5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