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劳动力迁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劳动力迁移能够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更好结合，从劳动力要素配置的角度看，它对收入增长有积极影响，进而对不同人口特征的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可以有效抑制。

　　 

　　本文利用200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及其它有关数据就迁移行为的发生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变化的作用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劳动力迁移对不同人口特征、地域特征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一、收入分配研究的进展和基础

　　 

　　收入分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们关注实际的收入分配等级的产生，稍后开始研究如何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基尼（Gini）就是在1913年提出了至今被广泛使用的基尼系数概念。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如何更好运用统计学中的分布理论假说来描述观察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50年以来，Champernowner，Aitchison & Brown， Atkinson和Sen将研究对象从收入不平等扩展到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平等。Cowell详细介绍了八十年代以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理论。Kanbur总结了不平等和贫困的度量及其分解，为各种现存的度量指标建立了严格的统计学基础。现代收入分配不平等理论转向更多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Theil（1979）贡献了引进计量方法的早期文献（王海港，2005）。

 

图1　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用以衡量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均等程度的测度指数（Gini， 1921）。如下图所示，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兹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就越大。由于基尼系数有非常令人满意的统计性质和明确的社会福利涵义，成为了经济学中度量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指标之一，在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标准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效率和公平不可以同时兼得，必须以两个步骤分别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是等于起边际产品的价值的，即在任何市场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都是帕累托最优。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表明，市场竞争的某个具体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未必在规范意义上就是最合理的，而合理的福利分配格局，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禀赋转移才能够达到。在发展经济学中，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规律假说。前者更偏重于理论分析，后者更侧重经验研究。

　　 

　　　　二、当前重庆市收入分配的现状

　　 

　　根据对200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的计算，采用协方差方法计算基尼系数，得出一系列分组的基尼系数，可以初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状和各种分组的内部分配关系。

　　 

　　1、总体收入分配不平等

　　 

　　据测算，2005年重庆市1%抽样调查样本的劳动力个人收入基尼系数为0.438，已经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基尼系数0.4的“警戒值”，反映出当前重庆市一个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存在。由于国家统计局未公布全国范围内的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户的收入状况又是按组计算后分别公布，因此本文无法将重庆市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同一数据来源的全国水平进行比较。但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47的报告，以及赵人伟等（1999）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进行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计算的全国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452的结论，基本可以断定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能够准确真实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由于中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地区的基尼系数小于全国应该是正常的。

　　 

　　2、分性别和户籍性质的收入不平等

　　 

　　当前，男性劳动力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大于女性。男性的基尼系数为0.435，超过女性0.023，可以讲是有差异的，但差异不是太大。男性的不平等相对女性来讲是较高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是男性从事劳动力领域较宽广形成的。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大于性别内部的不平等，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对全体劳动力的不平等有一定影响，对基尼系数提高是有推动作用的。

　　 

　　农业户籍内部的不平等明显大于非农业户籍的不平等。前面的数据使我们知道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收入显著大于农业户籍劳动力的收入，计算结果告诉我们农业户籍劳动力收入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85，比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收入的基尼系数高出0.043。分户籍性质的不平等反映农业户籍收入在低水平上的更大不平等，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导致农村的不稳定。户籍制度内部的不平等与总体的不平等的差距较大，说明户籍制度对于总体收入不平等有很大的影响。

　　 

　　3、分区域和城乡地域的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不明显。发达的主城虽然是不平等程度最大的区域，基尼系数高达0.432，但渝西地区却是相对平等的区域，基尼系数为全市最低的0.384，而发展水平最低的库区基尼系数是0.413处于中等水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区域发展阶段、区位和产业结构有比较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留到以后进一步研究。

　　 

　　在现阶段，城市、镇和乡村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划分，它们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相关，与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分配倒“U”形状假说中的在到达顶点前半部分描述是吻合一致的。重庆市的城市、镇、乡村基尼系数分别是0.418、0.386和0.354，可以讲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还处于上升阶段，即经济增长推动不平等程度提高，区域之间总体上还没有达到倒“U”曲线顶点的位置。

　　 

　　4、分职业的收入不平等

 

图2 分职业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200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职业是从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的直接体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职业之间和内部的差距如何，特别是之间的差距最能体现劳动能力的区别。负责人是所有职业中基尼系数最高的，达到0.497，比排列第二不平等的服务人员高出0.146。其他几个职业的内部不平等比较小，办事员基尼系数0.301、技术人员0.282、农民0.279、工人0.272。劳动力的同质性决定了这些职业内部的不平等性大大降低，劳动力能力的差异性决定了职业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职业内部的公平程度体现该职业的技能复杂程度和贡献差异程度，于是体现该职业的供需状况。创业人才的短缺是负责人的内部基尼系数为全部职业的最高，该职业的收入水平最高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

　　 

　　5、分年龄的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在16-29岁组和30-39岁组是比较高的，均超过0.435，以30-39岁最最高，达到0.437，40-49岁组时下降到0.406左右，50岁以上组的基尼系数加快下降速度，只有0.340。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可能是新兴行业的出现、灵活的就业方式和大量非公所有制企业的兴起，使低年龄组的收入水平提高，分配差距拉大。这也是黄金年龄的价值在不断完善的市场就业中得到充分实现，改变了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从一而终”择业模式和工龄决定工资增长的“大锅饭”分配制度。较高年龄组的收入分配的公平度提高从一定程度反映历史留下的印记，是旧的劳动就业体制和劳动力年龄形成风险厌恶的共同结果。

 

图3 分年龄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200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6、分教育程度的收入不平等

　　 

　　不同教育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基本上是倒“U”形状，即文盲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为0.304，小学文化的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到0.354，初中文化的基尼系数最高达到0.400，高中、大专文化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别下降为0.356和0.272，本科和研究生时基尼系数略有上升，分别为0.300和0.282。高文化程度的收入不均等体现了人才的稀缺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较多集中在有保障的低风险的职业和单位，有较高收入但差距不是太大，是高收入阶段的公平。而文盲是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收入不高差异也较小，是低收入阶段的公平。以上两种公平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含义明显不同。大量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是市场选择最充分的部分，数量较多、从事职业范围最广，较高的基尼系数表现了多种体制、机制作用的结果，收入不是最高的，但差距是最大的。

 

图4 分教育程度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200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三、劳动力迁移对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

　　 

　　根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和分城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现阶段收入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从而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迁移行为对收入提高的贡献较大，这是前面的数据描述性和推断性的共同结论，也是符合目前主流研究的认识。无论是迁移者和未迁移者的收入差距来看，还是迁移者在迁移前后的收入比较来看，迁移对收入增加在几乎全部分组中都是正向的推动作用。迁移在现阶段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如何，对本地区和各种分组的劳动力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作以下分析。

　　 

　　1、迁移使不平等程度继续上升，迁移者比未迁移者相对公平

　　 

　　重庆市的迁移者收入在高出本地未迁移者一倍以上的前提下，迁移者的基尼系数却比未迁移者低0.042个点。收入提高不一定带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不平等程度的加大一方面是收入的阶段性必然现象，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历史因素的作用。迁移者0.382和未迁移者0.425的基尼系数至少说明，当前重庆市迁移本身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可能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至少迁移者内部的公平程度是比非迁移劳动力内部较高的。

　　 

　　全体劳动力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8，而未迁移劳动力的基尼系数是0.425。由于迁移在现阶段提高收入的幅度较大，迁移者收入高出未迁移者一倍以上，造成了迁移和未迁移这两类劳动力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全部劳动力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随着迁移者的到来还有轻微提高，影响到总体的基尼系数的提高，这是迁移和未迁移劳动力组间差距太大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中反映最为充分，如2000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57，城镇的基尼系数只有0.33，农村只有0.39。当前中国过高的不平等的贡献很大程度来自不同人群分割形成的巨大差距，组间差距因素的影响推动基尼系数的上升。随着制度障碍的弱化和迁移强度的增大，目前重庆市按城乡和户籍性质划分的基尼系数差距并不是想象那么大，至少在数据上表现出比全国城乡之间的组间差距更小，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基尼系数的差距只有0.065，农业户籍内部的基尼系数也只比非农业户籍内部仅仅高出0.03。

　　 

　　2、迁移提高性别间的公平程度，拉大了分户籍性质的收入差距

　　 

　　迁移对不同性别收入差距都有降低的作用，但对男性更加明显。迁移使男女基尼系数分别下降了0.068和0.009，性别之间的基尼系数差距是呈缩小的趋势。男性实际收入水平高出女性48%以上，通过迁移收入的提高幅度也略高于女性。虽然男性其分性别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得更快，但尚未达到使男性基尼系数下降到低于女性的程度。迁移对男女的平均收入有轻微拉大的作用，由没有迁移时的1.47：1扩张到迁移后的1.49：1。

　　 

　　分户籍性质迁移者的基尼系数均高于未迁移者，迁移的结果是提高了分户籍性质内部的离散程度和不同户籍性质之间的差距，降低了分户籍性质收入的公平程度。迁移的结果让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还在继续上升，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这充分说明长期实施的户籍制度把居民造成分割的障碍惯性巨大，目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没有消除，还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另外，迁移使农业户籍劳动力收入上升程度大大高于非农业户籍，大幅度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但是迁移带来非农业户籍与农业户籍平均收入的差距却由2.60：1缩小为2.56：1。当前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分割障碍还是比较明显，不同户籍制度劳动力在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享有不同社会保障程度，限制和制约了迁移给劳动力带来的平等好处的充分发挥。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特别是一系列依附于城市区域和非农业户籍特有的福利制度仍然存在，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存在很多障碍和限制，迁移的条件、迁移的机会、迁移的风险和迁移的成本在不同类型城市和城乡之间都是不相同的。

　　 

　　3、迁移降低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镇地区的不平等程度

　　 

　　冯虹等（2005）认为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几个方面：增大就业压力，提高失业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推进劳动力市场分化，加大收入分配差异；流动劳动力的城市边缘化，增大城市社会均衡化的难度。长期看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短期看加剧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的贫困问题更加突出。

　　 

　　目前重庆市迁移行为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能够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降低了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差距。主城迁移者的基尼系数是0.375，明显低于非迁移者0.440的不公平程度，并且对主城总的收入公平程度有了改善，使主城全体劳动者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432，比没有迁移发生时降低了0.008。渝西和库区的迁移劳动力虽然也有相对较低的基尼系数，但没有能够降低各自区域内部的不公平程度。估计降低该区域内部基尼系数的阶段还要等到迁移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到来。当前主城的迁移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是23.7%，渝西和库区的比例分别只有5.5%和4.6%。从区域间分析，迁移使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差距下降，最高和最低区域间的差距从0.063降为0.048。区域之间的均等化现象也开始出现。

　　 

　　在城镇地区，同样出现迁移能够降低该地区基尼系数的现象，同时还可以减轻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差距。城市和镇的迁移者的基尼系数不但大大低于各自地区的未迁移者，而且使各自地区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了0.006和0.004。乡村的情况正好相反，迁移者的基尼系数大大高于未迁移者，当然就推动了乡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继续上升。总的来看，迁移可以降低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没有发生迁移时，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差距为0.074，发生迁移后其差距缩小为0.064。城市、镇和乡村的迁移劳动力占各自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分别是23.0%、10.5%和2.0%，这说明迁移强度对收入分配的巨大影响。

　　 

　　城市和城镇地区迁移降低基尼系数的梯度现象十分明显。主城的城市和城镇区域分别降低基尼系数0.008和0.002，渝西的城市区域降低了0.024，库区的城镇降低了0.002。在经济发达和城镇地区，迁移对分性别的基尼系数有降低的作用。在主城，迁移使男性基尼系数没有发生改变，但使女性基尼系数下降了0.01。在城市，迁移降低男性和女性基尼系数0.004和0.015，在城镇分别降低0.001和0.004。女性劳动力的迁移降低基尼系数效果比男性显著。

　　 

　　但是，当前迁移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是扩大的作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由迁移前的2.03：1扩大到迁移后的2.18：1，主城、渝西和库区的收入差距也由1.97：1.19：1变化为2.14：1.18：1。劳动力迁移具有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差距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迁移使城乡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迁移意味着城市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农村劳动力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迁移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这是迁移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阶段性现象。

　　 

　　4、迁移提高职业内部和职业之间的不平等性

　　 

　　相对来讲，大多数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太大，技术人员、办事员、农民和工人的基尼系数在0.3以下，服务人员为0.349。由于负责人的范围和差异程度非常大，是所有职业中最具有创业才能和冒险精神的人群，决定了它的基尼系数高达0.479。迁移的结果是，迁移者中除工人以外的全部职业的基尼系数都比未迁移者高，说明迁移加大了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结果都推动了各自职业内部收入不均等性的上升。迁移的结果虽然提高了全部职业的收入水平，但同时也拉大了职业间收入的差距。工人迁移对收入提高幅度远小于其他行业，负责人的提高幅度则高出其他行业4倍左右。迁移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迁移的这种效应是劳动力价值体现更加市场化的选择结果，是劳动力能力的更好体现。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发生，如工人的收入差距由于迁移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分组时有缩小的趋势，在户籍分组中的农业户籍、区域分组中的渝西、城乡分组中的城镇都出现迁移降低收入基尼系数的现象。负责人在相对落后地区以及镇和乡村，迁移的发生也使基尼系数下降。

　　 

　　5、迁移增大了年龄组内部的不平等程度

　　 

　　从数据可以看到，分年龄的基尼系数为倒“U”形状。与未迁移者作比较，低年龄组迁移者的基尼系数较低，高年龄组的基尼系数较高，但迁移现象对组内的基尼系数都起到了提高的作用。从收入提高幅度看，低年龄组提高幅度小于高年龄组，同样反映了不同收入增幅对公平的影响，较高幅度的收入增长可能加大分配的不公平性。由于高年龄组的基尼系数提高较快，组间的基尼系数的差距在缩小，不平等程度的最高组与最低组的差距由没有迁移时的0.106降低到0.097。

　　 

　　劳动力类型决定了迁移行为对不同年龄的收入平等的影响。脑力劳动比重较大促使非农业户籍、经济发达和城市地区的高年龄组基尼系数高于较低年龄组。相反体力劳动占主体让农业户籍、欠发达和乡村地区低年龄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更高。以上现象说明脑力劳动比重的增大使年龄和经验一定程度上开始替代体力差异的地位，劳动力的层次是在不断提高，在迁移者收入分配中表现更为突出。

　　 

　　6、迁移推动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的内部分化

　　 

　　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教育扩展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即在教育扩展的早期，它倾向于扩大收入不平等，而在后期则倾向于缩小收入不平等（赖德胜，1997）。这种情况在重庆市可以找到相应的数据支持。我国若要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要提高落后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因为我国无论是成年人识字率还是中学入学率抑或是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已超越了使收入不平等发生转折的水平，即继续发展教育的净效应将是缩小收入不平等。

　　 

　　分文化程度的收入不公平程度是成倒“U”形状分布，迁移没有改变不同文化程度分配的公平性质。初中、高中和研究生文化程度迁移者的基尼系数低于未迁移者，但其中只有高中和研究生文化程度的迁移降低了组内的不公平程度。这里的原因是高中文化迁移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较大。高中文化迁移的绝对数量仅次于初中文化，超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24.5%，占全部迁移劳动力的21.6%。高中教育程度迁移的相对强度较大，占该文化程度总体的比例为18.2%。文化程度的提高迁移倾向也随之提高，高中是一个斜率变化的拐点。高中以前每提高一个文化档次，迁移率增加一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迁移率仅仅上升5.7个百分点。迁移的数量和强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及迁移对收入提高的幅度作用不是太大（高中迁移提高收入37.2%），自然就促进了组内劳动力收入公平程度的提高。对不同区域来讲作用不同，高中文化程度的迁移降低了渝西和库区的基尼系数，但在主城基尼系数是增加的。

　　 

　　总的来讲，现阶段迁移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有一定影响，迁移者的内部公平程度要高于非迁移者，虽然迁移还没有能够降低全体劳动力者的收入不平等的现状，但在发达地区、城镇地区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中，已经开始出现迁移降低基尼系数的现象。迁移对于库兹涅茨拐点的到来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在迅速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抑制不公平程度的大幅度上升，只要迁移的强度和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现阶段已经开始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来源：重庆市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