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机器人，美国，中国制造

　　美国拟重兴制造业 用机器人杀死“中国制造”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外发达国家都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我国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亟待产业升级。

 

     美国佐治亚洲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即将推出“机器人裁缝”。

 

     据称这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技术革新，能彻底改变“美国制造”的命运——它的成本更低，从而可以打败“中国制造”。美国由此可以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尴尬。

 

     由电脑控制的自动缝纫机可以替代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设计好的衣服，生产线上将看不到人。这代表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称之为“自动化革命”，或“机器人革命”。

 

     这家服装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机器人发展目前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由于机器人不用睡觉、休假、分心，也不会要求加薪，最终机器人将会比人力劳动成本便宜”。

 

     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以就地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对于本来就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人与人竞争，可以依靠吃苦耐劳、少挣多干;可人与机器竞争，这些优势恐怕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提出疑问：机器人会杀死中国制造吗?

 

围堵“中国制造”

 

     用“机器人”打败“人”，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方法之一。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

 

     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美国人已经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

 

     杨建文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

 

     欧盟委员会由此提出“新工业革命”理念，强调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改变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同时大力推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机器人、数字技术、先进材料、可循环能源等新兴产业。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他们甚至在山西晋城投资了机器人工业园，干脆自己生产工业机器人。

 

     自从“跳楼”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已多次上调一线员工工资，并且在内陆省份扩建工厂。富士康在内地雇佣的工人超过100万，按计划未来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将不少于工人。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润。

 

     业内人士称，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推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而“机器人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对人工需求的天花板”，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富士康已明确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建厂，同时在越南和印度也已开始布局。

 

     因管理过于严苛而被广为诟病的郭台铭，计划用“机器人战略”来彻底改变富士康企业形象。他说，“我们希望人不再被机器控制，而是人来控制机器，把单调重复的工作交给机器人，让员工解放出来。”

 

     的确，对于组装加工苹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言，在抛光、打磨、镭射打标、焊接、喷涂等多个环节上，智能化的机器人能够干得比人类更出色，它们也更适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险环境中作业。

 

     这应该是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

 

     看样子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的速度并不比美欧国家慢。2008年劳工成本上升，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环节崭露头角，当年中国销售达到7500台，其数量是前24年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

 

     之后，机器人应用急速扩张。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粗略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机器人2.34万台，同比增长130%;2011年进口机器人3.8万台，同比增长62%。

 

     据国际模具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市场需求也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需求量每年将以15%~20%的速度增长。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目前，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行业，未来在毛坯制造(冲压、压铸、锻造等)、机械加工、焊接、热处理、表面涂覆、上下料、装配、检测及仓库堆垛等作业中，机器人将作为一种标准设备而得到广泛应用，并将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的“生力军”。

 

     许多工业机器人的国际巨头，如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等，如今都把中国市场看作了“决胜未来的战场”。

 

     虽然中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只有数万台，比欧美日要少很多，但“中国的潜力太大了”， ABB机器人业务中国区负责人顾纯元博士称，用不了几年中国在全球一定会是装机量第一，这已是业内的共识。

 

     本土的机器人企业也不甘落后。沈阳、西安等地的机器人研发速度很快，而以珠三角地区的应用市场增长最为迅速。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仅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就有63家机器人企业，2011年产值达160亿元，这些企业平均年增速为50%至60%。当地为解决企业使用机器人前期投入太大的问题，还采用了灵活的“雇佣”营销，企业可以“先用再付钱”，做得不好也能把机器人“炒”掉。

 

     今年4月，深圳市36家企业、高校、研究及投资机构还共同成立了“机器人产学研资联盟”。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一个“家家都有机器人、厂厂都有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而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中规模大、品牌响的骨干企业还不多，期待能出现机器人领域的公司。

 

     如果说机床是“工业的母机”，机器人就是“长了大脑的机床”。一位机床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国人必须明白，“中国制造”要与美欧日等国家竞争，就不能只用别人的工业设备，那只会使中国制造徘徊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为了防止被对手的机器人杀死，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机器人武装自己”。

　　“高端制造”要由本土市场养活

 

     如果机器人替代了人，人往哪里去?事实上，三年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就业的改善并不明显。过去两年，即便企业利润的反弹很快，可失业率仍保持在9%，只比最糟糕的2009年下降了1%。

 

     美国研究者在一份《全球制造业向本土的回归：神话与现实》报告中称：即便“再工业化”快速推进，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丧失，也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更多就业，因为这些直接的生产岗位只需要机器人来完成。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金融危机后各类新科技、新工艺的应用，短期看一定会淘汰部分旧工种、旧工作，但同时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按价值链的倍乘效应，一个高端制造岗位，通常可以带动三个以上中低端岗位，比如围绕机器人生产，就会相应产生职业培训、人才培养、系统管理和生产服务等多个后续岗位”，他说，长期而言，新兴产业链的形成，并不会真正减少人的就业空间。

 

     比如，在互联网和信息化产业兴起之前，很难想象坐在家里就能在“淘宝”之类的网站上开店或购物，也很难想象快递物流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的过程，当机器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低端、笨重、重复性的乏味工作后，人类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学习、创新、研究、交流及艺术等活动。

 

     在李才元看来，人类由“体力时代”向“物力时代”、再向“智力时代”的进化，是不可逆的，而这正是文明不断升级的大趋势。

 

     眼下最应关注的是，美欧的发达国家经过三年调整，金融泡沫基本上挤干净了，正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兴产业，一旦他们抢先一步将“新兴产业链”构建起来，“中国恐怕又要沦为人家的低端打工仔”。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直接的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将基本上实行数字化自动生产，以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占领了高技术和高端产业的“高工资国家”，仍会打败技术落后的“低工资国家”，就像当年英国人用纺织机打败中国、印度的手工织品一样。

 

     历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最后都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

 

     “19世纪末的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不是靠传统产业，也不是靠国外市场，而是靠当时的战略性新兴技术，靠严格保护国内市场和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发展起来的。”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任何形式的生产力进步都需要相应的消费力增加来支撑。当年美国的老亨利·福特创造了T型汽车的流水线生产，但如果他不付给工人双倍工资，就没有人能买得起他的汽车。这正是消费升级和本土市场的战略意义。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实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李才元说，这使得中国市场看似很大，实际上老百姓收入过低，市场的真实需求严重不足，再加上市场开放过度，技术对外依赖，本土的产业价值链一直没办法形成。

 

     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向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

 

     他承认，由于中国人口多，技术差，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压力很大，转型会相当困难。

　吴伯凡：中国制造的末日

 

　　来源：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

 

　　“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中国制造业

 

     据《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报道，当我们还在讨论中国制造如何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老话题时，一个新的话题越来越引人注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起了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其中一个结论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将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制造业可能完全失去优势。

 

     很早就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经济学人》对它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一次工业革命指1776年蒸汽机发明，尤其是珍妮纺织机出现以后，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1905年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生产率更为明显地提高。

 

     第二次工业革命尽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生产线上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人，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越来越昂贵，制造业的重心不得不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向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转移。这就是中国代替美国、日本，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的制造中心的原因。

 

     情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增加，不少外资企业已经在考虑把外包到中国的制造业回迁。但这还不是发达国家收回制造业的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以数字化制造与新型材料的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可以简单地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称为“数字化制造革命”。

 

     已经日趋成熟的3D打印技术和工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3D打印机是按设计好数字模型，用各种材料，以叠加工艺“打印”出各种终极产品。整个“打印”过程无需人工参与，而且制造的标准化、精确度远胜于人工。

 

     数字化制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制造企业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以用3D打印机将产品“打印”出来，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连同制造业工人将越来越少。维基生产方式将不再只是在信息和知识生产中有效，通过大规模协作，大量的个性化产品将被设计并“打印”出来。

 

     工业机器人技术日益成熟，也是数字化制造的另一大标志。机器人本质上是电脑，所以也遵守每18个月性能提高一倍、价格降低一半的摩尔定律。早在2006年，《福布斯》杂志就预言，当工业机器人价格降到2万美元左右，而性能趋于成熟、稳定和易用，就会出现制造企业引进工业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到来。事实上，不少制造企业，包括一些中国的制造企业，已经开始大量引进工业机器人。富士康去年宣布在生产线上使用机器人。深圳一家生产无线键盘和鼠标的企业雷柏公司，目前已经引进一批 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四台工业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控，就可以协同、高效地工作，产能大幅提升，而所需的工人数量明显下降。雷柏公司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工人数量则从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

 

     日产汽车在英国桑德兰有一家工厂，它在1999年的员工数是4594人，产量是27万多辆，而在2011年，员工数量是5462人，产量则达到48万多辆，原因就在于这家工厂大量使用了数字化工控设备。

 

     数字化制造的实质，是制造对于制造业工人的依存度和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中的大幅度降低，制造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这种变化将直接导致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不仅会得到遏止，而且会反过来让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

 

     不要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未来学家的预言，它已经实实在在地来临。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对于中国加工制造企业的需求正在降低。据最近的一次调查，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外商在中国对制造业的投资呈下降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这是中国制造面临的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