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企一手炮制乳品新国标？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食品安全标准就像天空中的臭氧层，反射这片“天”中的有害有毒物质，保护“天”下面的民众吃到安全卫生的食品。标准的制订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国标制订要求做到科学合理、公开公平。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这层保护食品安全的“臭氧”其实“漏洞百出”、饱受诟病。

　　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谁在制订食品安全标准——专家讲述乳品新国标出台过程》一文，指出乳品新国标中“菌落群数”、“蛋白质含量”标准，在甚至连与会专家也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与专家原先商定意见相左的改动——“在几位奶业专家的力主下，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最终送审稿；可是，2010年3月正式公布的方案，菌落放宽到200万个，蛋白质降低到2.8克。”

　　谁动了最后的送审稿？

　　过程更加民主、透明，是解除公众疑虑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参与新国标制订的奶业专家魏荣禄质疑道。

　　为此，魏荣禄曾经托人打听。“据说是各部委协调的结果，怎么协调我们也不知道。”他说。

　　从送审稿到最后方案的敲定，标准就是在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开起了倒车”。国标缘何在最后一刻被推翻？谁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据专家披露，乳业新国标制订时，按照一份“内部待议稿”，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

　　同时，在前几次的标准讨论会上，与会外资企业代表占据参会代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更何况，经改动后的食品标准似乎更加迎合乳企利益。

　　因此，乳企被指动了最后的送审稿，绑架国标制订，这样的猜测也颇合理。

　　但企业矢口否认。

　　伊利蒙牛等都表示参与了标准的起草工作，但不承认绑架国标制定。伊利称，“企业负责起草的只是最初的讨论稿，讨论稿需要提交给专家组进行多轮的技术探讨，最终提报给国家相关部委的送审稿代表了来自协会、专家等各方的意见，不代表企业的单方意志。”伊利同时认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企业配合国家开展一些基础的技术性工作是应尽义务。

　　政府也否认被企业绑架。　　

　　尽管政府和企业一再辟谣、推诿，外界的怀疑与猜测从来没断过。

　　消费者正在对政府和乳企失去信心。

　　如果任由这种不信任的状态蔓延，可能导致如下三个结果：第一，政府公信力丧失；第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被迫选择洋品牌，导致本国乳企品牌在市场上无立足之地；第三，有专家早已指出，“新国标降低标准将带来少数乳业寡头的垄断。一些以经营常温奶为主的大企业可收购更多原奶，从而有足够资源占领市场，而对质量要求更高的巴氏奶奶源进一步减少，最终影响市场拓展，加剧垄断。”

　　要结束这种质疑状态，改善政府、乳企、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最有效直接的办法就是公开会议决策过程。

　　据悉，会议当时保留了会议纪要，对什么人参会、会议讨论内容和讨论结果都有明确记录。如果政府能够公开当时的会议纪要，就可以还真相于民，还清白于企，还公信力于政府自身。

　　“过程更加民主、透明，是解除公众疑虑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说。

　　应松年强调，本行业的专家是懂行的，整个订标过程至少应该对专家全透明。他们信服了，就不会产生反对的意见领袖，这样新标准执行将更加顺利。如果决策和专家的意见有大分歧，应该重新召开论证会，避免“暗箱操作”之嫌。

　　国标制定是多方利益博弈结果

　　唯独消费者权利被排除在外

　　我国《标准化法》第9条规定，“制定标准应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当“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合理”无法统一时，代表“技术上先进”的专家、维护“经济上合理”的企业与消费者、以及必须同时顾及“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合理”的政府等至少四方会出现利益博弈，各方都争取标准的制订符合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本次乳品新国标的制订结果看，蛋白质和菌落数字这两项判断技术上是否先进的指标，在最后关头做了一缩一放的变化倒退，其结果无疑最大程度地惠及企业，而消费者的权利与利益被无情抛弃。

　　企业和消费者同样作为市场主体，在国标制订上却受到不同待遇。前者不但被邀请，还具有起草方案的权利；后者却连会议大门都难以跨进。

　　如此漠视消费者利益的乳品新国标，怎能让消费者甘心接受？

　　乳品新标准屡引争议，只能说明标准缺乏公信力。而公信力的缺失，是暗箱操作和利益分配不公的结果。食品国标要重拾公信力，应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化，并赋予每个利益群体平等、公开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