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法则利用：工具型礼品是一种人情暴力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通过送礼来求人办事，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送礼之风如此普遍，以至送礼成为许多人无师自通的生活艺术。在他们看来，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甚至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如被人说成“小气”）。不管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求人办事的时候，送礼成为一个必要的“敲门砖”。不少人深信：尽管送礼未必就能办成事，不送礼则肯定办不成事。于是，送礼成为一种求人办事的“潜规则”。我们要问的是，这种潜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礼品的类型做一个区分。国际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指出，礼品可以分成两类：表达型礼品和工具型礼品。表达型礼品是用来表达送礼者对受礼者的情感的，它既可以是送礼者自觉自愿的情感表达，也可以是按照风俗习惯的要求而不得不进行的情感表达。相反，工具型礼品则是为了实现某种功利性目的的手段。求人办事所送的礼品，就属于工具型礼品。阎云翔还认为，表达性礼品所反映的是送礼和受礼双方的一种长期性关系，而工具型礼品则往往只涉及短期的人际关系操作，是为了交换利益或服务所进行的馈赠，它所图的就是受礼者的利益回报(如受礼者通过实施自己所握有权力的影响力或提供自己所控制的资源来作为回报)。那么，为什么工具型礼品会在当今社会盛行呢?

　　“有所求”催生工具型礼品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为什么要求人办事”。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办什么事，以至于要求人?第二，求什么人来办事?

　　我们先来看看“办什么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求人办事，往往是由于个人按照正常的途径难以获得所要的资源、机会或信息。如果正常途径可以达成个人的既定目标，人们就不必劳神费力去送礼求人。因此，工具型礼品的盛行，一定是跟某种“短缺”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短缺”，既包括物质资源的短缺(如紧俏商品)，也包括机会、信息和服务的短缺(如入读名牌小学、让名医来动手术、就业、提干或升迁、招标内部信息等)。一般来说，越是唾手可得的东西，就越没有必要去求人，因为求人办事也是有成本的。因此，我们求人所办的事(即“办什么事”)，往往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该东西对当事人比较重要;第二，该东西处于短缺状态，按照正常的途径难以获得。

　　短缺总是相对的，是相对于需求来说的。这说明，短缺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一种状况。这种供需失衡必然导致人们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或争夺。不仅如此，这种竞争往往是一种“零和”竞争，也就是说，一方的获取，必然导致他方或其他各方的损失。

　　而稀缺资源总是由特定的人来掌控的。如果稀缺资源是一种由私人所握有并通过市场来配置的资源，那么，围绕它们的竞争就变得简单和透明，即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谁出最高的价，谁就可能获得这些资源。问题在于，稀缺资源常常是公共资源(如优质学校服务、职务提升、招标内部信息等)，它不由市场所配置，而是由管理这些资源的官员或其他相关人员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竞争各方都要遵守的普遍规则或制度性程序来进行分配的。理论上，在这些规则面前，必须人人平等，不能因人而异，不能有“特殊”和“例外”。谁不择手段违规竞争(如行贿受贿)，谁就应该付出代价、受到必要的惩罚。

　　但是，在一个“特殊主义原则”盛行的儒家社会(即社会关系是按照人情法则而不是按照普遍法则来调节的)，对公共性的稀缺资源的竞争，常常会转变为“是否能有效地影响稀缺资源的掌控者”的竞争。因此，在“求什么人”来办事的问题上，并不是求随便什么人，而是求那些握有稀缺资源、能给人们带来回报的人。如果能够获得这些人的“帮忙偏好”，从而获取资源回报的方式。

　　在中国，由于存在着特殊主义的文化传统，普遍法则常常会被人情法则所消解和取代。许多中国人往往会把交往对象分成“家人”、“生人”与“熟人”，或“自己人”与“外人”，并分别按照不同的规则来对待这些人。要想获得交往对象的特殊对待(如帮忙偏好)，最好的方式是跟交往对象“套近乎”，融合到对方的“熟人”甚至“自己人”圈子中去。而送礼(工具型礼物)正是一种用人情法则来肢解普遍法则的手段之一，它是一种把利益关系人情化的仪式。

　　工具型礼品是对人情法则的利用

　　依照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关系性质，工具型礼品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行贿型礼品。送礼者通过送礼，对稀缺资源的掌控者进行“仪式化贿赂”，从而从受礼者那里获得特定的资源回报。尽管这种礼物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钱权交易行为，它却罩上了一层“人情仪式”的外衣。

　　第二，情感投资型礼品。送礼者与潜在的受礼者之间不存在血缘和情感关系，但是，送礼者通过不断地送礼来与受礼者结成一种“朋友”关系。在这里，送礼如同长线的“情感投资”，一旦“朋友关系”确立，就能从受礼者那里获得特殊待遇，即“朋友”待遇或“自己人”待遇。

　　第三，人情债权型礼品。送礼者与受礼者相互认识，有的甚至有亲戚关系，或者是通过中间人牵线。由于受礼者正好握有送礼者所需要的资源或机会，送礼者便通过送礼给对方，置对方于“人情债务人”的地位，同时也将自己放在了“人情债权人”的位置。由于受到人情规则的影响(如“报”的规则)，受礼者便会帮助送礼者办成所要办成的事情，从而偿还人情债务。

　　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礼品，工具型礼品都是对人情法则的利用，也是对普遍法则的肢解，不利于社会朝着公平、公正与公开的法治社会方向发展。在其实质上，工具型礼品是一种人情暴力，是对人情的滥用，是借助仪式化的贿赂或仪式化的“人情债权”的声称(礼品是其载体)，来或明或暗地索取利益回报。事实上，在这种礼品的送与受的游戏中，最终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因为工具型礼品最终演变成几乎所有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