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度转移
安徽合肥地处长三角腹地,不仅交通便利,劳动力、电力与土地供应都非常充裕,最终被联合利华相中。
但是,生产基地的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时的联合利华还是一个中外合资公司,中方股东为上海轻工控股集团(下称上海轻工),是上海的老牌国企。转移生产基地与上海轻工的战略不吻合。因此,为了顺利实施生产基地的转移,联合利华最终斥巨资购回了上海轻工的所有股权,成为独资公司。
除了收购股份,转移生产基地的成本还有很多。"旧的厂房和设备都带不走了,还要支付上海工厂员工的补偿金。"
当时的上海对于联合利华迁址并不理解。生产基地外迁,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税收收入与就业机会外迁,"出走上海"成为当时媒体对联合利华此举的评价。有好事者甚至将联合利华与上海的关系形容为"当爱已成往事"。
然而,日后的事实表明,联合利华的战略是一种梯度转移,获益的不仅是合肥与联合利华,也包括上海。
在生产基地西迁的同时,联合利华正将更多的研发、采购及管理等方面的资源引入上海这个中国总部。据曾锡文介绍,2004年迁厂进入尾声时,公司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从2000多人锐减至900余人,留下来的"都是管理人员"。"这说明联合利华从未放弃上海。"一位消费品行业分析师评论。
2009年9月9日,联合利华全球第六个研发网络核心--上海研发中心正式落成使用,标志着中国成为联合利华全球研发重镇。
曾锡文表示,目前上海的员工又达到了2000多人,但已经不是以工人为主,而是技术人才与管理人员为主,其中有博士学位的超过300人。
至此,联合利华的战略已非常清晰,即把上海做成研发、采购和管理中心,合肥则成为生产基地。曾锡文将这个战略描述为"梯度转移"。
布局中国
生产基地迁往合肥后,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合肥土地资源较上海丰富,公司在当地拥有800亩工业用地,原先散落在上海各地的7个工厂都集中到一起,成为一个大型生产基地,不仅大大缩减管理成本,还能满足不断扩大产能的需要。
充裕的电力供应与劳动力供应也为公司省却大量成本。到合肥后,"几乎没有遇到过停电。"而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安徽,自然不乏工人的来源,"极端情况下,招100个人,会来2000个人应聘。"
此外,合肥的地理位置与周边的公路条件使产品可覆盖东边的长三角及湖北、江西等地。
因此,工厂迁址后联合利华的综合成本下降了30%左右,3至4年就收回了转移成本。
曾锡文表示,今后的目标是将产品覆盖全中国,新基地的选址需要综合考虑出口与供给国内市场两个因素。新工厂的选址将会考虑针对珠三角、西南、西北等地的消费者,"我们要贴近顾客和消费者。"
这也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范剑勇的看法一致。他认为,产业转移需要考虑的是两个根本因素,即对产品的需求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中西部地区需求旺盛的产品,生产商自然会考虑在当地设厂。此外,中西部地区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具有优势,比如,土地、电、煤等资源的成本比东部低得多。
面对劳动力成本提高并由此引起的工资上涨及可能的劳动力短缺,曾锡文认为,劳动力成本只是综合成本中的一部分,影响不会很大。
中国产业转移规模将越来越大
从中国产业转移的实际看,最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成本倒逼;劳动力成本变化是本轮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力
产业的空间转移是区域发展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区域间相对地位以及相互间竞争优势(310368)和比较优势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上,并引发新一轮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也是金融危机后区域发展格局调整的必然趋势。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大的危机都会带来区域发展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相对地位的提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把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区位,就成为企业规避风险的必然选择。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也与外部环境变化直接相关。为了降低成本,减少风险,拓展市场,企业往往将对土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成本敏感的生产环节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或市场潜力更大的区域,从宏观上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生产布局。
从中国产业转移的实际看,最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成本倒逼。
近年来,受土地、能源、劳动力和生态环境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步伐加快。
劳动力成本变化是这一轮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力。在劳动力工资维系多年不变后,2010年以来各地区普遍出现"涨薪潮",大大压缩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生存空间。据有关资料,2009年东部人均工资高于中西部人均工资接近30%,这直接推动一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与此同时,中西部一些钢铁、石化等原材料产业因原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也出现了向沿海地区转移和布点的现象。
除了降低成本以外,市场拓展也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出口加工企业受国际市场预期不明朗的影响,更加注重开拓国内市场。如电子、家电企业纷纷在成都、重庆设立新的生产基地,除了当地的优惠政策外,就是看中了西南地区两亿人口的市场,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向河南转移,也与河南近一亿人口的市场吸引力是分不开的。
政策引导也是重要因素。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动,推动了产业转移进程。如广东省2008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促进了珠三角地区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广东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转移。工信部出台了《关于推进纺织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加速了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步伐。产业承接地区推出的各种优惠政策,对企业转移生产能力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虽然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有比较优势,但也受到配套能力、物流体系、软环境等方面的制约,一旦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被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所抵消,就失去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
产业配套能力是重要瓶颈。对一个企业而言,原料和零部件采购半径十分重要,这往往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如果配套条件不好,或者配套产品技术落后,质量达不到要求,企业要远距离采购,就会大幅度增加成本。技工短缺是重要制约因素。中西部当地的工资水平往往难以吸引到高素质技工和工程师,也影响到产品质量和企业提升竞争力。
物流速度和物流成本对产业转移有重要影响。在市场竞争加剧条件下,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这就需要尽量缩短组织生产、产品面市、市场反馈整个过程的时间。物流成本也直接影响到企业选择转移地的决策。软环境决定交易成本。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企业,但信息不透明,办事效率低,交易成本高,会使优惠政策大打折扣。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中国产业转移规模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产业转移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与适应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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